十一年前，当作家许知远在香港一家书店里偶然拿起伊恩·布鲁玛（Ian Buruma）的《传教士与浪荡子》时，他或许触摸到了一个比想象中更为深邃的世界。
那本书，封面是一个惊恐的东方女人，标题暗示着东西方的陈旧碰撞，却出自一位荷兰人之手。
这个荷兰人，1951年生于海牙，在莱顿大学研习过中国文学，在日本探究过电影，通晓多国语言，包括中文和日文。
他像一位技艺高超的织工，将游记、报道、批评与历史“毫无缝隙地交融在一起” ，用一种冷静而略带反讽的笔触，审视着东西方的陈词滥调。
布鲁玛，这位在纽约安家的荷兰人 ，恰如他所获得的“伊拉斯谟奖”的颁奖词所言，是一位“新世界主义者”。
他继承了那位500多年前出生于鹿特丹的先辈“德西德里乌斯·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的精神遗产，拥有一种对人类共通性的信念，对僵化教条的怀疑，以及对“历史中模糊、暧昧、灰色地带”的迷恋。
从伊拉斯谟到布鲁玛，这条思想的运河穿越了荷兰五个世纪的风雨，它既塑造了这个低地国家，也折射着我们这个日益复杂的世界。
这不仅仅是一个荷兰的故事。
对于正在全球舞台上寻找自身定位的中国读者而言，荷兰犹如一面独特的镜子。
它映照出一个小国如何凭借思想与贸易撬动世界，也映照出理想主义如何在现实的风浪中颠簸前行，更映照出“宽容”这个看似简单的词汇背后，隐藏着多少实用主义的计算与痛苦的自我诘问。
伊拉斯谟的晨曦与黄金时代的实用主义
想象16世纪的欧洲，宗教狂热如同今日社交媒体上的“取消文化”，非黑即白，动辄将异见者送上火刑柱。
而伊拉斯谟，这位“私生子”出身的学者 ，却像一位孤独的先行者，提倡“基督哲学”（Philosophia Christi），强调内在的虔诚而非外在的仪式，呼吁用对话取代纷争 。
他或许可以被视作那个时代的“温和派公知”，深刻批判教会的腐败，却又始终不愿彻底割裂，期望在体制内推动变革 。
这种“批判性参与”的精神，如同基因般植入了荷兰的文化肌体。
当荷兰共和国在17世纪迎来“黄金时代”，成为“海上马车夫”时，这种精神与商业的实用主义奇妙地结合了。
阿姆斯特丹和莱顿成了思想的避风港，笛卡尔、皮埃尔·贝尔等欧洲思想家纷至沓来 。
印刷机昼夜不息，知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传播 。
然而，这种宽容并非没有边界，它更像是一种精明的投资。
当哲学家巴鲁赫·斯宾诺莎（Baruch Spinoza）的思想过于超前，动摇了宗教与世俗权力的根基时，这位磨镜片为生的思想家便被犹太社群驱逐，其著作也遭查禁。
这便是荷兰式宽容的第一个“暧昧之处”。
它常常服务于现实利益。当宽容能吸引人才、促进贸易时，它便被高高举起；当它挑战到核心秩序时，便会露出谨慎甚至严苛的面孔。
这与胡果·格劳秀斯（Hugo Grotius）创立国际法的初衷不谋而合。
他的《海洋自由论》雄辩地论证了公海自由，这无疑为荷兰突破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海上霸权提供了强大的“法理武器”。
思想，在这里，既是启蒙的火炬，也是国家利益的战舰。
战争阴影下的道德拷问与殖民遗产的反思
黄金时代的光芒未能永远照耀。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尤其是纳粹德国的占领，将荷兰拖入了历史的深渊，也迫使它进行痛苦的道德拷问。
伊恩·布鲁玛在其著作《罪孽的代价》（The Wages of Guilt）和《零年：1945》（Year Zero: A History of 1945）中，深刻地探讨了这段历史。
他注意到德国与日本面对战争罪责时截然不同的态度，并引述了他父亲在战后的经历，描绘了一个充满饥饿、复仇与道德混乱的世界。
他那句振聋发聩的论断：“世上没有危险民族，有的是危险的情境，这既不是自然法则或历史规律造成的，也不是民族性格使然，而是政治安排的结果。”
二战的经历，如同历史学家约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所遭遇的，他因批判纳粹而被囚禁流放 ，这在荷兰人心中刻下了对国际规则和人权近乎执拗的坚守。
海牙成为国际法之都，并非偶然。
但镜子的另一面，是同样沉重的殖民历史。
直到近年，荷兰才开始真正直面其在印尼独立战争期间的暴行。
2022年，一份历史审查报告披露，荷兰军队曾犯下“大规模、过度且不道德”的暴力行为，导致约10万印尼人死亡。
同年，荷兰首相马克·吕特（Mark Rutte）正式道歉，承认“必须正视可耻事实”。
紧接着，2023年，国王威廉-亚历山大也就奴隶贸易历史请求原谅。
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等文化机构也开始举办展览，揭示那段被长期粉饰的历史。
这种迟来的反思，如同中国社会对历史创伤的重新审视，过程虽然痛苦，却是迈向真正成熟的必经之路。
它揭示了“宽容”的另一重暧昧：一个以宽容自诩的国家，其历史也可能充满了不宽容的烙印。
当代荷兰： “Gedoogbeleid”的智慧与 “宽容的限度”
现代荷兰以其独特的“Gedoogbeleid”（默许政策）闻名于世。
对于大麻、安乐死、性工作等敏感议题，荷兰采取了一种务实的态度。
法律上或许不完全认可，但在严格监管下容忍其存在，以求“减害”而非强行禁止。
这种政策，可以看作是中国人常说的“抓大放小”或“水至清则无鱼”的社会治理版本，它源于荷兰历史上各“支柱”（宗教、意识形态群体）间求同存异、共存共荣的传统。
然而，这套看似行之有效的体系，在全球化和大规模移民的浪潮下，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当特奥·梵高（Theo van Gogh）[注：特奥·梵高是知名画家文森特·梵高的侄孙的儿子]，这位口无遮拦的电影导演，因其批评伊斯兰教的作品而被当街杀害时 ，整个荷兰社会都感到了震动。
“宽容的限度”这个哲学问题，变成了血淋淋的现实 。
激烈的辩论随之而来。
像吉尔特·威尔德斯（Geert Wilders）这样的政治人物崛起，他们高举捍卫“荷兰价值观”的大旗，将矛头指向被视为“不宽容”的伊斯兰文化。
与此同时，拥有移民背景的群体仍在结构性不平等的阴影下挣扎。
荷兰人引以为傲的自我形象，那种进步、宽容与民主的自豪感，受到了冲击。
伊恩·布鲁玛的《阿姆斯特丹的谋杀案》 ，正是对这一社会裂痕的深刻解剖。
他像一位冷静的外科医生，揭示了在一个试图拥抱多元的社会里，当不同的价值观发生激烈碰撞时，那种深藏的恐惧与不安。
镜子的启示：理解复杂，拥抱世界
荷兰的故事，从伊拉斯谟到布鲁玛，从黄金时代的辉煌到殖民历史的阴影，再到当代多元文化的阵痛，很有助于我们理解世界的复杂性，尤其是历史的“暧昧之处”。
对于今天的中文读者而言，这面荷兰的镜子或许能带来许多启示，比如：
思想的力量与务实
荷兰的历史证明，思想可以成为小国影响世界的杠杆，但这种思想往往需要与现实的土壤和国家利益相结合。
宽容的艺术
“宽容”不是一种静态的美德，而是一个动态的、充满张力的过程。它需要智慧、勇气，也需要面对自身历史阴暗面的诚实，更需要不断地协商与调整边界。
世界主义的必要性
在一个日益互联却又充满壁垒的世界里，像布鲁玛那样的“新世界主义”显得尤为重要，它既有深厚的本土根基，又能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以全球视野审视问题。
自我批判的勇气
从伊拉斯谟对教会的批评，到德克对殖民主义的揭露，再到布鲁玛对荷兰社会的反思，荷兰知识分子展现了一种宝贵的自我批判精神。
一个国家、一个文明，能否持续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是否有勇气面对自身的“暧昧角落（灰暗角落）”和“不舒服的真相”。
当许知远合上那本《传教士与浪荡子》时，他或许意识到，布鲁玛所代表的荷兰精神，并非要提供简单的答案，而是要鼓励我们去拥抱复杂的问题。
在这个变动的世界里，无论是低地小国荷兰，还是正在崛起的东方大国，都需要这种清醒的智慧——一种敢于直面历史的暧昧，乐于倾听多元的声音，并始终对人性保持一份温和理解的智慧。
这或许，正是那条从海牙流淌了五个世纪的运河系统，为我们这个时代带来的最珍贵的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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