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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姆斯特丹“困境”在东京重现

东京/阿姆斯特丹

日本,这个素以精致细腻的文化和热情好客闻名于世的国度,此刻正站在一个既令人兴奋又带着几分苦涩的十字路口。

想象一下,就在今年(2025年)樱花季刚过的三月,那涌向岛国的国际旅人潮,有近乎350万,相较去年此刻,足足向上跃升了13.5%!

更叫人惊叹的是,仅仅是新年的头三个月,日本便迎来了它第一千万位远方的客人,照这势头看来,说2025全年游客总量将轻松刷新2024年那创纪录的3687万人次,恐怕不是什么大胆的臆测了。

日元汇率一度的相对疲软,无疑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着全球的目光投向这片东瀛之地;而疫情过后,人们那份压抑已久、几乎要喷薄而出的旅行渴望,也确实如火山一般,找到了释放的出口。

旅游业的这份繁荣,像一股暖流,为日本的经济版图注入了新的活力。

然而,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这枚光鲜的硬币翻过来,便露出了日益棘手的“过度旅游”的隐忧。

就说2024年,平均下来,每个月都有超过300万的外国面孔出现在日本各地,他们一整年的慷慨解囊,为日本贡献了高达8.1万亿日元的消费。

当人们津津乐道于东京的繁华、大阪的美味、京都的禅意时,这条经典的“黄金路线”上的三座城市却似乎快要被这份厚爱压得喘不过气。

占比超过七成的过夜游客,都不约而同地涌向了这些星光熠熠的核心地带。尤其是在千年古都京都,有些时候,街头巷尾的游客身影与本地居民的数量,竟然会达到一种令人咋舌的1:1。

试想,平日里清幽雅致的古寺,如今被人潮挤得水泄不通,那份宁静还能剩下几分?

昔日充满生活韵味的小巷,如今被拖着行李箱、说着各国语言的游客所占据,本地人的寻常日子,又怎能不被打扰?

公共交通系统,在旅游高峰期早已是“不堪重负”的老调重弹,连本地的上班族们,也得在通勤路上平添几分焦躁与无奈。

热门地段的酒店、民宿价格,更是节节高升,高到让许多本地人都只能望洋兴叹。

更让人揪心的是,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碰撞与摩擦也悄然增多。

有些远道而来的客人,或许是无心,或许是疏忽,不太顾及当地的风俗,有的误闯了私人宅邸,有的在神社留下了不合时宜的涂鸦,更有甚者选择在规则之外攀登富士山两次寻求救援。

还有在京都的祗园街角,那些追逐、甚至有些冒犯地拍摄艺伎的行为,也让这份美丽蒙上了一丝阴影。

面对这股挡不住的浪潮,有些商家甚至无奈地打出了“本地居民专属”的优惠牌,试图在这喧嚣中为街坊邻里留一片小小的清净。

好在,日本政府与地方当局,并非对此视而不见,他们早已意识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正绞尽脑汁寻求良方。

其中一项颇受瞩目的新尝试,便是计划从今年(2025年)7月起,在一些炙手可热的景点试点“阶梯式定价”。

比如说,北海道那蜚声国际的滑雪天堂新雪谷,或是冲绳的自然主题乐园,乃至京都那座承载了无数历史记忆的清水寺,都有可能成为首批“吃螃蟹”的地方。

说白了,就是对外国朋友们收取相对高一些的门票,而这多出来的“真金白银”,则会实实在在地用于景区的保养修缮、周边基础设施的更新换代,最终目的,还是想让每一位游客都能有更好、更舒心的体验。

不仅如此,日本政府还特地拨出了一笔150多亿日元的款项,专门用来修剪因“过度旅游”而滋生出的种种旁枝末节。

这些资金,一部分将用于推广人工智能和实时数字导览这类“聪明”技术,希望能更高效地疏导人流,让旅行不再是“人挤人”的苦差事。

另一部分,则是用来鼓励游客们把目光放得更远一些,去探索那些藏在二三四线乡镇和宁静乡村里的“秘境之美”。

毕竟,日本的魅力,绝不仅仅浓缩在东京的摩天大楼、大阪的市井小吃和京都的红叶古刹之间。

目光转向欧洲,远在另一端的阿姆斯特丹,同样在这场与“过度旅游”的拉锯战中费尽心神。

回想2023年,这座小巧的运河之城竟也款待了超过2000万的游人。

新闻里那片本应属于历史与悠闲的市中心,几乎完全被观光客所“占领”,本地居民的生活品质因此大打折扣,也难怪许多阿姆斯特丹人,会下意识地选择绕开市中心那片喧闹。

为了找回那份属于城市的宁静,阿姆斯特丹的政策也是几经调整。

他们曾一度对Airbnb这类短租房痛下杀手,严格限制其出租天数和入住人数。

但批评的声音也随之而来,认为这不过是把水从一个池子舀到另一个池子。

游客总数未减,反而可能把更多人推向了本就紧张的酒店,城市的住房短缺问题依旧悬而未决。

阿姆斯特丹还曾颇具创意地发起过一项名为“请勿靠近”(Stay Away)的线上“劝退”活动,目标直指那些来自邻国、行为举止不太体面的“派对型游客”。

当然,关于这座城市旅游业究竟该何去何从的深度探讨,也一直在阿姆斯特丹的咖啡馆和议事厅里回响。

有人觉得,阿姆斯特丹应该把橄榄枝抛向那些更有品味、消费能力也更强的“优质游客”,而不是盲目追求人头的数量。

但这种想法,立刻就触动了另一些人敏感的神经,他们担心这会不会演变成一种“旅游的精英化”,甚至是一场对城市原有包容品牌的“清洗运动”。

东京和阿姆斯特丹,这两座远隔万里的城市,此刻面临的困境,说穿了其实很简单,就是如何在旅游这块诱人的蛋糕和城市自身的特色、居民的安宁生活之间,找到那个微妙的平衡点?

这不单是他们两家的烦恼,更是摆在全世界许多热门旅游目的地面前的一道思考题。

这些国家与城市,或许在地图上只是小小一点,却在全球的文化交流和经济脉动中,扮演着举足的作用。

如何在发展的快车道上不忘初心,守护好各自城市的灵魂与温度,这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要不要全球化”的选择题,而是关乎我们如何走向一个更健康、更可持续的“再全球化”的必答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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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风樱语:日本与荷兰四百年的爱恨情愁

《日本经济新闻》驻欧洲编辑「赤川省吾」(Dr. Shogo Akagawa)于2025年4月27日发表了一篇名为《“西方”分裂,二战后秩序崩溃》的网站会员文章。

他描绘了一幅令一些人不安的现状:曾经被视为铁板一块的“西方”,正在因价值观与战略利益的分歧而出现裂痕,特别是欧洲对美国“力量信奉者”角色的疑虑加深,以及对美国可能“越过同盟国”行事的担忧。

文章结尾提出的问题“日本又该何去何从?”直击当下日本外交的核心焦虑。

这片阴影,为人们重新审视日本与西方世界,特别是与其最初的西方“启蒙者”(以荷兰为代表的欧洲)长达四百余年的交往史,提供了一个耐人寻味的视角。

这段历史,并非简单的线性发展,而是一部充满“爱恨情愁”的复杂剧目:

  • 有锁国时代对荷兰窗口的依赖与“爱恋”;
  • 有“兰学”时期对西方知识的狂热追逐;
  • 有被迫开放国门时的屈辱与“怨恨”;
  • 也有明治维新后全面西化、重心转向美国而对欧洲的疏远。

直至今日,在全球秩序重塑、传统联盟面临不确定性的背景下,日本似乎又重新将目光投向欧洲,寻求一种更为多元和自主的战略平衡。

今天以荷兰为线索,追溯这段跨越世纪的爱恨纠葛,并与各位尝试探讨一下在“西方分裂”的现实背景下,日本与荷兰(欧洲)关系的新动向。


第一幕 · 爱与奇
意外的邂逅,“爱情号”点燃的好奇之火

故事始于1600年,荷兰船只“De Liefde”(爱情号)意外漂流至日本九州臼杵 。

这并非浪漫之旅,而是海难的幸存。

然而,对于意欲统一日本的德川家康而言,这艘船及其携带的火炮、航海知识,以及幸存船员(如威廉·亚当斯和扬·约斯滕)口中的世界,仿佛是来自遥远异域的神秘启示。

与此前试图传播天主教、最终引发冲突并于1639年被彻底驱逐的葡萄牙人不同,荷兰人展现了更为纯粹的商业目的,明确表示无意传教。

这份务实赢得了幕府的信任。

1609年,荷兰东印度公司(VOC)获得贸易许可,在平户设立商馆 。

当日本进入“锁国”(Sakoku)时代,几乎断绝所有对外联系时,荷兰人成了唯一的例外,被允许迁至长崎港内那座名为“出岛”(Dejima)的扇形人工岛上继续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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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岛”长约200米、东西侧宽约70米,面积共一万多平方米(约两个标准足球场大小),这个弹丸之地,成了日本在长达两个多世纪里窥看西方世界的唯一窗口。

荷兰人在此受到严密监视,生活空间极为有限。

然而,正是这扇狭窄的窗,开启了日本与西方一段长久而独特的“爱恋”序曲——一种带着距离感、充满限制,却又无法抑制对未知世界好奇与向往的特殊情愫。


第二幕 · 爱与痴
禁闭中的初恋即热恋,
“兰学”掀起的求知狂潮

“出岛”不仅是商品的交换地,更是知识的交汇点。

日本的知识分子们,怀揣着对外部世界强烈的求知欲,开始系统学习荷兰语,翻译西方书籍,研究西方科学技术。

这门通过荷兰语传入的西方学问,被称为“兰学”(Rangaku),意即“荷兰的学问”(Dutch Learning)。

这无疑是日欧关系中最炽热的“热恋”阶段,体现了日本某种程度上“脱亚入欧”的早期渴望。

1720年,德川吉宗将军放宽了非宗教类荷兰书籍的进口禁令,为兰学发展打开了大门 。

1774年,杉田玄白与前野良泽等人翻译出版了荷兰文的解剖学著作《解体新书》。

这不仅仅是引入了精确的人体构造知识,更重要的是,它带来了实证观察的科学方法论,深刻冲击了日本传统医学乃至世界观。

此后,通过兰学,西方医学(解剖学、外科学)、天文学(哥白尼日心说)、地理学、物理学(牛顿力学概念,如“重力”、“引力”等术语的翻译引进 )、化学、植物学,乃至望远镜、显微镜、时钟、蒸汽机原理等科技知识源源不断传入日本。

德籍医生菲利普·弗兰茨·冯·西博尔德(Philipp Franz von Siebold)作为荷兰商馆医生,在长崎郊外开设鸣泷塾,教授西医和博物学,培养了大批人才,并将大量日本动植物标本和文化资料带回欧洲,促进了双向了解 。

兰学,是日本在自我封闭状态下,通过荷兰这扇窄窗,对西方文明近乎痴迷的追寻与学习。

它培养了一代具有开明思想和科学素养的精英,为日后明治维新时期的快速现代化,悄然奠定了重要的知识和人才基础。

这股学习的热情,如同热恋中的追求者,渴望理解并融入那个遥远而先进的“西方”。

第三幕 · 怨与愁
强邻叩关,
独家“爱恋”的终结与失落

平静而被动的学习时光,在19世纪中叶被美国的“黑船”无情打断。

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马修·佩里(Matthew Perry)率舰队驶入江户湾,以武力胁迫日本开国。

荷兰人曾试图扮演中间人角色,荷兰国王威廉二世早在1844年就曾致信幕府,劝其主动开放,但未被采纳。

佩里的“炮舰外交”最终迫使日本在1854年签订了《神奈川条约》(也称《日美和亲条约》),结束了长达220年的锁国政策。

美国的强势介入,如同一个强大的竞争者,彻底改变了日本与西方的关系格局。

荷兰虽然紧随其后,在1856年签订了《日兰和亲条约》,并在1858年签订了《日兰修好通商条约》,正式建立了现代外交关系并扩大了贸易权限(开放更多港口、确认治外法权等),但它失去了持续两百多年的“唯一西方窗口”的特殊地位。

日本的目光,不可避免地被更强大的美国以及随后跟进的英国、法国、俄国等列强所吸引。

这些与西方列强签订的条约,虽然打开了国门,但也因其包含治外法权、剥夺关税自主权等条款,被日本视为“不平等条约”,带来了民族屈辱感与被迫开放的阵痛。

这无疑给日本与西方的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可称之为“怨”。而对于荷兰而言,昔日独一无二的地位不再,或许也难免一丝失落与“愁绪”。

日本对西方的“爱恋”开始变得复杂,掺杂了被迫接受的无奈与对强权的警惕。


第四幕 · 淡情再续浓缘
明治维新后的转向与当代重逢


1868年的明治维新,是日本近代史的巨大转折点。

日本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速度,“脱亚入欧”,全面学习西方模式,建立现代国家 。教育、军事、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无不以欧美强国为师。

兰学所奠定的基础,无疑为这场变革提供了人才和知识储备。

荷兰语在一段时间内仍是处理涉外事务的重要语言。荷兰工程师如范·多恩(Cornelis van Doorn)和德·莱克(Johannes de Rijke)等,也应邀参与日本的水利和港口建设,贡献卓著。

日本也派遣学者赴荷兰学习。

两国关系依然友好,文化交流的印记也随处可见,例如长崎的豪斯登堡主题公园就是模仿荷兰街景而建,以纪念两国悠久历史,日语中至今仍保留着来自荷兰语的词汇(如啤酒biiru、咖啡kōhii、玻璃garasu等)。

以啤酒为例,在17世纪初由荷兰商人传入日本,最初日本人将啤酒称为“无特殊口味的平凡之物”,直到19世纪后期才进入日本啤酒业的繁盛期。

“啤酒在日语中的英语音译最初为“ベール”(音be-i-ru),而非“ビール”(bi-i-ru),就是因为日本模仿荷兰在先,后又开始模仿英国(1860年代-19世纪末),日语啤酒的音译名也首先来自荷兰语,这一语源影响到了之后的英语译名。荷兰语的“ee”发/ei/音而非/yi/音,在看到英语“beer”一词时,日本人也就想当然的先按照荷兰语的发音规则来标记了。”

——刘群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刊载于《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06期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自从美国人来了之后,荷兰已不再是日本学习西方的核心渠道。日本的战略重心明显转向了展现出更强国力的美、英、德等。

与荷兰的特殊“情愫”,似乎在全面西化的大潮中逐渐转淡。二战后,日本更是将日美同盟作为其外交和安保的基石。

但正如赤川省吾先生的文章所示,进入21世纪,国际格局深刻演变,“西方”内部出现裂痕,美国外交政策的不确定性增加,令日本等盟友开始重新评估其战略依赖。

面对一个可能不再绝对可靠的美国,以及日益自信的中国带来的挑战,日本开始奉行更加多元化的外交策略,寻求“安全对冲”。

上图是笔者在香港参加一次金融工作活动时拍摄的图片,可以作为本文对宏观世界的“不确定性”认知的基调总结。

在此背景下,日本显著加强了与“志同道合”国家的关系,欧洲重新进入其战略视野。

日本与欧盟签署了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和战略伙伴关系协定(SPA)。

日本与荷兰的关系也再次升温,两国于2015年确立了“可持续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并于几天前(2025年4月21日)发布了涵盖外交、安全(包括自卫队与荷兰军队的部队级交流、网络安全合作、反外国虚假信息合作 )、经济(高科技、能源、生命科学 )、文化(利用大阪世博会等平台加强交流 )等领域的《日荷行动计划2025》(Japan-Netherlands Action Plan 2025)。

荷兰派遣海军护卫舰访问日本等具体行动,被视为其对印太地区安全承诺的体现,受到日本很高的评价 。

两国领导人确认“欧洲-大西洋与印太地区的安全日益不可分割”(…as security of the Euro-Atlantic and Indo-Pacific regions becomes increasingly inseparable.[日本外务省])。

同时,日本也积极参与和推动与美国、澳大利亚、印度的“四方安全对话”(QUAD)、日美韩三边合作、日美澳合作、日美菲合作等多边及所谓的“小多边”机制,并与中国一样地重视与东盟(ASEAN)的关系。

此时此刻,紧随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出访行程,日本首相也正在访问越南,一共将持续四天,随后前往菲律宾,日方说以此应对中国在这一地区日益增加的影响力。

作为一个与你一样的荷兰观察者,从多边视角看,日荷双方在“岛链化”的新世界续写古老“爱情故事”的现代剧场版,是共同利益的需求。


非终章
从“出岛”的围墙,
到多极的世界舞台


回顾荷兰与日本四百余年的交往史。

最初的“爱”,源于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和对先进知识的渴望,荷兰恰好成为了那个特殊历史时期的唯一载体。

随后的“恨”与“愁”,则源于西方列强的强硬叩关和强加的不平等条约,以及自身在现代化过程中不得不面对的地位落差。

而今的“再续情缘”,则更多是基于对国际秩序深刻变化的冷静判断和对自身国家利益的现实考量。

当年,荷兰是日本认识西方的启蒙者;如今,在全球秩序重塑、对主要盟友可靠性存疑之际,日本重新发现了与稳定的欧洲(包括荷兰)在共享民主与法治价值观方面的深层共鸣。

日经新闻的报道就是在说,当传统的依靠对象(美国)在现任领导下显得不再那么稳固时,日本必然会寻求多元化的战略支撑。

日本这段从“出岛”的围墙走向全球多极舞台的漫长旅程,交织着与荷兰的爱恨情愁,或许正在沉淀为一种更为成熟和审慎的战略智慧。

历史从未终结,作为旁观者,我们可以想象荷兰和日本的关系正在这充满变数的时代背景下徐徐展开一段“新の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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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最后的“荷兰盾”6月即将消失?法国竟然受到影响!

对于许多关注荷兰的中国朋友来说,“荷兰盾”这个名字可能勾起了对欧元启用前那个时代的模糊记忆。

但你知道吗?有一种“荷兰盾”其实一直流通至今,并且即将在2025年6月底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更令人惊讶的是,这场货币更迭,竟然牵扯到了与荷兰在欧洲本土并不接壤的法国!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一起揭开这层面纱。

“荷兰盾”的终章加勒比新货币登场

我们这里说的“荷兰盾”,并非指欧洲荷兰曾经使用的货币,而是指荷属安的列斯盾(Netherlands Antillean Guilder, ANG)。

自1952年起,它就作为前荷属安的列斯群岛(包括库拉索、阿鲁巴、博内尔、圣马丁、圣尤斯特歇斯和萨巴)的流通货币。

随着2010年荷属安的列斯解体,各岛屿地位发生变化,库拉索和荷属圣马丁(Sint Maarten)成为了荷兰王国框架内的自治国。

根据库拉索和圣马丁中央银行(CBCS)的最新公告,全新的加勒比盾(Caribbean Guilder, 货币代码 XCG)已于2025年3月31日正式成为这两个加勒比荷兰自治国/构成国的法定货币,加勒比盾也因此成为目前全球最年轻的货币。

旧的荷属安的列斯盾(ANG)将与新币共同流通至2025年6月30日,之后便不再是该地区的法定货币,世界上也就不再存在以“荷兰”开头,以“盾”结尾的法定货币了。

好消息是,两种货币的兑换比率是1:1,价值完全相等。并且,无论是旧盾还是新盾,都与美元保持着1美元兑1.79盾的固定汇率。

民众和企业可以在2026年3月31日前,在商业银行将旧币换成新币。而中央银行则更为“长情”,兑换窗口将开放长达30年,直到2055年3月31日!

要特别提到,新币的设计也颇具加勒比风情。

从封面图中可以看出,纸币以“海底世界”为主题,印有两岛斑斓的海洋生物和文化地标。硬币则一面是荷兰国王威廉-亚历山大的肖像,另一面是当地特色动植物,并分别标注“库拉索”或“圣马丁”,但在两国均可通用。

这场新货币的推出并非一帆风顺。

早在2010年荷属安的列斯解体时,发行新共同货币的计划就已提上日程,最初甚至希望在2014年或2021年就能实现。

但由于经济、政治、法律以及后勤方面的重重挑战(还受到了疫情的影响),计划一再推迟,从2023年、2024年,最终才定在2025年落地。

这漫长的等待,本身就折射出在旧联邦结构解体后,即使是两个联系紧密的自治国之间建立新的共享机制,也充满了复杂性。

一岛两国,欧洲邻居的美洲奇遇

那么,这场货币更迭和法国有什么关系呢?

关键就在于荷属圣马丁(Sint Maarten)。这个使用新加勒比盾的地方,并非一个孤岛,而是与法属圣马丁(Saint-Martin)共同分享着加勒比海东北部一个面积仅80多平方公里的小岛——圣马丁岛。

这意味着,在欧洲本土被比利时隔开、并不接壤的荷兰王国与法兰西共和国,竟然在远隔重洋的美洲拥有了一段陆地边界!

这对于习惯欧洲地理格局的人们来说,无疑是一个既意外又有趣的发现。

圣马丁岛位于小安的列斯群岛,距离波多黎各以东约300公里。它是世界上由两个主权国家分割的、有人居住的最小岛屿。

岛屿北部约占60%(约53平方公里)是法属圣马丁,属于法国的一个海外集体;南部约占40%(约34平方公里)是荷属圣马丁,是荷兰王国的一个构成国。有趣的是,虽然荷属面积较小,但人口密度更高,全岛人口最多的聚居区也位于荷属。

这条边界线长约15.5至16公里,从西部的库珀科伊湾(Cupecoy Bay)蜿蜒至东部的牡蛎塘湾(Oyster Pond),穿越陆地和著名的辛普森湾泻湖。

最奇特的是,这条国界是完全开放的!没有海关,没有边检站,甚至连明显的标记都很少。

你开车沿着主路行驶,可能一天之内就数次“出入国境”而浑然不觉。边界的存在,往往只能通过路边的欢迎牌、两国国旗,以及一座为纪念《康科迪亚条约》300周年(1948年立)而建的方尖碑来感知。

边界的诞生殖民印记与一纸合约

这条奇特的边界是如何形成的呢?

这要追溯到17世纪中叶的欧洲殖民历史。1493年哥伦布发现了该岛并以圣徒之名命名,但西班牙人后来放弃了这里。法国人和荷兰人几乎同时看中了这座岛(尤其是荷兰人对岛上的盐池很感兴趣)。

在共同将短暂驻扎的西班牙人赶走后,为了避免冲突,法荷双方于1648年3月23日,在岛上的康科迪亚山签署了《康科迪亚条约》(Treaty of Concordia)。

这份古老的条约规定,法国占有北边他们已开发的区域,荷兰获得南边的堡垒区。

更重要的是,条约确立了双方居民应作为朋友和盟友和平共处,共享岛上的自然资源(如盐池、渔业、港口等),并允许人员在两区之间自由流动。正是这份条约,奠定了圣马丁岛“友好之岛”(The Friendly Island)美誉的基础,并且至今仍被视为维系两地关系的基石(尽管在1648-1817年间因欧洲战事边界变动了16次,之后才稳定下来)。

关于边界划分,还有一个流传甚广的传说,法荷各派一人背对背出发,沿海岸线反向走,相遇点连线即为边界。

据说法国人带的是葡萄酒(或水),走得快;荷兰人带了琴酒,贪杯喝醉走得慢,所以法国最终分得了较大的面积。当然,这只是个有趣的民间故事,实际划分还是基于当时的占领和谈判。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边界开放了数百年,但在2023年,法荷两国还是正式签署了一项新条约,首次详细划定了边界的精确点位,并解决了关于牡蛎塘湾水域归属的一个长期小争议。

所以,即使在“友好之岛”,现代社会对法律精确性的要求也在增加。

迥异的“欧洲身份”法式优雅与荷式活力

虽然共享一个小岛,边界畅通无阻,但法属和荷属圣马丁在许多方面却像是两个世界,这主要源于它们迥异的政治地位和与欧盟的关系。

特征法属圣马丁 (Saint-Martin)荷属圣马丁 (Sint Maarten)
政治地位法国海外集体 (COM)荷兰王国构成国
与欧盟关系欧盟最外围地区 (OMR),是欧盟领土一部分欧盟海外国家和领地 (OCT),与欧盟有特殊联系,但不属欧盟领土
货币欧元 (EUR)加勒比盾 (XCG) (曾为ANG),美元广泛使用
行政中心马里戈 (Marigot)菲利普斯堡 (Philipsburg)
官方语言法语荷兰语、英语
主要通用语英语、法语英语
主要机场/港口有小型机场 (L’Espérance)拥有主要国际机场 (SXM) 和大型邮轮港
经济/旅游特色相对宁静,欧洲/加勒比风情,美食之都 (Grand Case),海滩 (东方湾),精品店更商业化,”美式”风格,赌场,活跃夜生活,免税购物 (电子/酒/珠宝),马霍海滩观飞机
欧盟资金来源欧洲区域发展基金 (ERDF) 等欧洲发展基金 (EDF),DOAG (Decision on the Overseas Association, including Greenland) 等

这种差异带来了有趣的现象,跨过一条无形的线,你就从欧元区进入了(即将全面使用的)加勒比盾区(或美元流通区);从法律意义上的欧盟领土踏入了非欧盟领土。

法属更显法式优雅和宁静,以美食和海滩闻名;荷属则更喧嚣热闹,赌场、购物和靠近跑道的马霍海滩是其名片,商业化程度和美国游客比例也更高。

岛上主要门户——朱莉安娜公主国际机场(SXM)和大型邮轮码头都位于荷属,这使得荷属在旅游经济中占据了基础设施的优势,也带来了一定的经济发展不平衡。

文化上,这里是个大熔炉,据说居住着上百个不同国籍的人。虽然官方语言不同,但英语是全岛最重要的通用语。

此外,西班牙语(大量多米尼加移民)、法语克里奥尔语(海地移民)、帕皮阿门托语(荷属加勒比联系)等也在此交汇。

和而不同“友好之岛”的合作与挑战

“友好之岛”并非浪得虚名,长期和平共存和人员自由流动是其底色。每年11月11日的圣马丁日,两地轮流举办庆祝活动,是岛屿团结的象征。

近年来,尤其是在共同经历了2017年毁灭性的飓风伊尔玛和随后的新冠疫情双重打击后,法荷圣马丁双方以及各自的宗主国都意识到加强合作的必要性。

2023年双方签署了一系列重要协议:

  • 边界条约最终敲定,明确了界线,设立联合委员会。
  • 加强警务合作,同意设立联合联络办公室,共享信息,打击犯罪。
  • 深化税务合作,共同打击偷漏税。
  • 历史性供水协议,荷属公司向缺水的法属供水。
  • 推动教育文化交流。
  • 共同探索利用欧盟资金。尽管地位不同(OMR vs OCT),但欧盟的INTERREG跨境合作计划已资助了联合污水处理厂、泻湖清理、防洪等项目。

然而,“天堂”也并非没有烦恼。

圣马丁岛面临着严峻的共同挑战:

  • 过度依赖旅游业,经济结构单一,极易受外部冲击(飓风伊尔玛曾摧毁全岛90%基建,造成荷属GDP萎缩12%;新冠疫情让荷属2020年GDP锐减近24%)。灾后重建漫长,荷兰设立了由世界银行管理的信托基金支持恢复(已延期至2028年),但经济完全恢复尚需时日。
  • 自然灾害的持续威胁,身处飓风带,气候变化加剧风险。
  • 社会经济问题,比如存在一定的犯罪率(扒窃、抢劫等);移民问题复杂(经济依赖外来劳工,但存在无证移民、剥削甚至人口贩运风险);社会不平等(本地居民面临贫困、食物沙漠、教育医疗资源不足等问题);基础设施压力大(如近期荷属爆发的电力危机影响民生和经济)。
  • 治理挑战显著,历史上荷属曾面临治理和腐败指控,目前正通过与荷兰合作改善财政和公共管理。协调两边不同的法规和政策也是持续的挑战(例如,旨在加强机场联合边控的1994年法荷条约,因荷属担心影响旅游业而长期未能完全落实)。

这些挑战相互交织,一个问题往往会引发或加剧另一个问题,凸显了小型岛屿经济体的脆弱性。

从荷兰盾到地缘政治,荷兰加勒比前哨的独特视角

加勒比盾(XCG)的最终推出,不仅仅是换个货币那么简单。

它象征着荷属圣马丁在2010年后独特发展道路的一个注脚,也让它在货币上与其使用欧元的法属邻居区分更加清晰。而新币“难产”的过程,也让我们窥见了荷兰王国在加勒比地区治理的复杂性。

圣马丁岛上的法荷边界,无疑是世界地缘政治版图中的一个迷人特例。一条源于17世纪古老条约的和平分界线,在美洲大陆上连接了两个欧洲国家,并以其物理上的畅通无阻而闻名。但边界两侧迥异的政治归属和欧盟地位,又构成了其核心的张力与独特性。

这个小岛是一个生动的微缩景观,展示了基于现实需求的务实合作(尤其是在危机之时和之后),也集中体现了依赖型岛屿经济共同的脆弱性。

对于我们这些关注荷兰的中国观察者来说,圣马丁岛的故事,从即将消失的旧“荷兰盾”到这条奇特的边界,提供了一个超越欧洲本土的宝贵窗口。

它让我们看到荷兰王国作为一个复杂、多元的政治实体,其影响力如何遍及全球,并形成了独特的海外治理模式(如构成国地位、OCT身份)。

它也揭示了历史殖民遗产如何演变成当代复杂的地缘政治现实,以及在差异中寻求共存与合作的持续努力。

下次再提到荷兰,除了风车和郁金香,或许你还会想起加勒比海那座“友好之岛”,以及它背后交织的历史、地理、政治与生活故事;也别忘了这个帮你搜索资料、捣腾文字与事实核查的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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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牙爆发厄立特里亚移民群体冲突

荷兰海牙昨晚发生了社区冲突。

曾任海牙市议员的 Rachid 形容:“(海牙)看起来就像一个战区。”(Het lijkt wel een oorlogszone.)

来自非洲、现居荷兰的两群厄立特里亚人,在海牙举行完会议后发生争执。

双方互相投掷石块,并点燃了两辆巡逻车,警方最终使用了催泪瓦斯来驱散人群,市长发布了紧急命令以控制局势。

厄立特里亚在哪里?

厄立特里亚位于非洲东北部,红海沿岸,北接苏丹,南与埃塞俄比亚和吉布提接壤。这个国家自1991年独立以来,由于与邻国的边界争端,伴随其国内长期的政治和军事问题,导致了大量人口流动,许多厄立特里亚人选择离开他们的祖国。

荷兰作为欧洲门户,以其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较高的生活标准、较小的贫富差距和对难民的友善政策,成为厄立特里亚人到达欧洲的一个重要目的地。

利比亚与苏丹边境附近人口贩运造成的死亡。图片来源:picture-alliance/AA

在荷兰的厄立特里亚人一部分是通过移民难民途径获得居留,也有一些是通过大型人口贩卖团伙被以非人道的手段带到荷兰,2022年就有一位从事人口贩卖的厄立特里亚男子被引渡到荷兰受审。

这些厄立特里亚人最初是为了逃避冲突、政治迫害、经济困境或是寻求更好的生活条件而来到欧洲,目前在荷兰估计总共有27000人,他们大多数是年轻男性

为什么厄立特里亚人会在海牙聚会后发生冲突?

之所以昨晚在海牙发生冲突,是由于该国政府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出现了暴力对抗。

在这次具体的事件中,亲近厄国政府的支持者组织了会议,而反对者可能试图干扰这个会议,从而导致了双方之间的冲突。

这种冲突大多数时候是由于政治观点的分歧,或者是对厄立特里亚国内政治状况的不同看法所引发的。

根据报道,这两个群体在过去也经常发生冲突,尤其是在政治敏感或紧张时期。

例如,在2022年,厄国政府的支持者计划在距离阿姆斯特丹西北20公里外的贝弗韦克(Beverwijk)举行聚会,但由于担心会引起公共秩序的混乱,该聚会未能举行。

当时的反对者指责活动组织者是“厄立特里亚独裁政权的长臂”。

在欧洲其他地方,包括瑞典和德国,亲政府和反政府的厄立特里亚人也在经历着正面的冲突与对抗。

2023 年 9 月,在德国西南部城市斯图加特举行的厄立特里亚文化节周围发生骚乱,造成数十人受伤,其中包括至少 26 名警察。

这些冲突对荷兰当地居民造成了哪些影响?

荷兰本地居民受到这些冲突的影响不小,首先是安全感受损,因为这样的冲突可能随时发生,给本地人的日常生活带来不确定性和恐惧。

其次,公共秩序受到干扰,两辆巡逻车被烧毁、三辆防暴警车被破坏、数名警员受伤,街道遍地碎石、玻璃渣和垃圾,这破坏了公共秩序,会对居住在冲突附近的海牙居民在第二天的出行造成不便,同时让居民对日常活动感到担忧。

此外,财产与公共服务的损耗也是一个问题,报道中提到有车辆被点燃,窗户被砸碎,这意味着当地居民可能遭受了财产方面的无妄之灾。更重要的是本地紧急服务的最大承载量被分散,警察和紧急服务需要集中精力处理这些突发的冲突事件,不可避免地分散了公共部门对其他社区、家庭和个人紧急情况的响应。

这样的事件给目击者和那些被暴力行为直接影响到的人,带来了难以评估的心理创伤。

中国微博等国际社交媒体平台也出现了海牙的冲突视频,但缺少事件背景,冲突者与警方对峙的画面对海牙与荷兰的形象产生了负面的影响

而且这类冲突通过没有国界的自媒体传播,还可能加剧本地社区内部的紧张关系,导致更广泛的社会分裂和不信任。

警察应该怎么做?

面对冲突,海牙警察因为过度暴力执法吃过亏。

大约三年前,两名来自海牙的警官用警犬暴力拘留了一名示威反对 Covid-19 防疫措施的男子而被起诉,这些警官由于过度使用武力正在一个个被法院调查审理,他们面临的刑罚最高为三年监禁。到目前为止,海牙法院已经审判了三名警察。

就在前几天,2 月 15 日,鹿特丹的检察官办公室宣布起诉八名警察,他们于 2023 年 6 月 9 日在鹿特丹逮捕了一名 32 岁男子,而这名男子在被捕后不久就去世了。荷兰从未有如此多的警察因可能不恰当地从事警察工作而同时被起诉。

新闻要点总结

  • 两个厄立特里亚移民群体的冲突升级,导致荷兰海牙社区短暂混乱。
  • 冲突源于政治分歧,反映了厄立特里亚人在海外的紧张关系。
  • 事件导致公共安全受损,警方介入并使用催泪瓦斯来控制局势,市长不得不发布紧急命令。
  • 不仅影响了荷兰当地居民的生活安全,也引起了国际关注。
  • 同时暴露了移民社区内部的矛盾和荷兰警察面临的执法挑战。

标签:荷兰海牙,厄立特里亚移民,社区冲突,警车焚烧,市长紧急命令,政治分歧,公共安全,催泪瓦斯,国际关注,移民矛盾,警察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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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从荷兰的爱情研究中寻找幸福的答案

本文通过奥黛丽·赫本早年在荷兰出道的故事作为切入点,探索了爱情和亲密关系对个人幸福的影响。文中综合了荷兰学者和研究机构近年来在婚姻、一见钟情和同性恋权利等方面的重要发现。文章最后以赫本这位从荷兰“起飞”的爱之天使作结,诠释了爱能带来的美好。

1948年,18岁的奥黛丽·赫本在成名之前,曾在影片《荷兰七课》(Dutch in Seven Lessons)中饰演一位荷航的乘务员,这是她真正意义上的荧幕首秀,可以说赫本是从荷兰阿姆斯特丹的史基浦机场开启了她的荧幕人生。

图:A Little Bit of Audrey Belongs to KLM, KLM Blog

此后,她饰演了诸如《罗马假日》(1953 年)、《蒂凡尼的早餐》(1961 年)、《窈窕淑女》(1961 年)等众多经典的爱情电影。

赫本在荷兰出道并非巧合,她的母亲艾拉·范海姆斯特拉(Ella van Heemstra)就来自荷兰阿纳姆(Arnhem)东部的村庄 Velp ,母亲作为荷兰传统的名门望族,将修养与品行很好地传授给了赫本,使她能够不断努力,并保持谦虚和感恩。

但是,母亲艾拉的婚姻经历过多次波折,这给童年的赫本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创伤,对赫本的情感和爱情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奥黛丽·赫本传》中也能了解童年和爱情对赫本有多重要。(关于赫本与荷兰的关系,请详见2009年5月4日荷兰在线中文网文章《奥黛丽˙赫本在荷兰度过的二战岁月》

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人生历程,但是许多人与赫本一样,在充满爱的剧本里执着于爱,不断寻找着幸福。

在2024年2月14日情人节这天,本文将通过多个与荷兰有关的研究报告、历史事件与荷兰心理学家的著作,试着与你一起寻找幸福的答案。

幸福指数:被量化的荷兰幸福感高居榜首

童年的福祉对人们以后的幸福感影响深远,全球有大量针对未成年人的研究,其中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在2020年发布的报告最具代表性,在unicef出具的一份名为《世界影响力:了解是什么塑造了富裕国家的儿童福祉》的报告中,研究人员从全新的角度审视了来自经合组织(OECD)和欧盟(EU)的 41 个国家的儿童。

报告根据这些孩子的健康、技能和幸福状况评选出了一个排名,最后得出荷兰儿童的整体福祉位居第一名的结论,也就是民间常说的荷兰儿童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孩子

图: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报告 Worlds of Influence: Understanding what shapes child well-being in rich countries (表中排名第15至第27的单项数据为较深的蓝色)https://www.unicef-irc.org/child-well-being-report-card-16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基于荷兰和其他排名靠前国家的经验,在幸福感方面为高收入国家给出了如下三大建议。

  • 咨询儿童:通过思维转变、系统地倾听儿童的声音,确保儿童参与社会并了解自己的权利;
  • 综合考虑:承认儿童福祉结果与国情之间的联系和权衡,评估立法和政策的经济影响时考虑定期纳入对其对儿童福祉影响的同等评估;
  • 划未来:为未来进行规划和准备,以确保儿童福祉的持续改善。
图:The World Happiness Report, a publication of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olutions Network, powered by the Gallup World Poll data.

而在2023年最新的全球幸福报告(World Happiness Report)中,根据2020-2022年的数据统计,荷兰全体国民的幸福感在全球所有国家中排名第五。

这份由多家学术机构的专家独立出具的报告,基于长达三年、覆盖Covid-19期间的数据平均值,以更大的样本和更精确的测算,评估了信任(trust)、亲善(benevolence)和社会联系(social connections)如何影响全人类的幸福福祉。

除了信任、亲善和社会联系这三个关键词,还有更多影响亲密关系中幸福感的因素,荷兰学者和高校在这方面有很深入的研究。

初遇爱情:荷兰学者科学探讨“一见钟情”

一见钟情(Love At First Sight, LAFS)是一种众所周知的现象,但此前几乎没有进行过太多科学研究。

荷兰格罗宁根大学(University of Groningen)的多位心理学教授与学者分别在2007年和2017年发表了与“一见钟情”相关的研究报告,加深了对该领域的了解。

图:Libia Arteaga

就职于该校社科学院的 D.P.H. (Dick) Barelds 教授与毕业于该校的 Pieternel Dijkstra 博士都专注于研究人际关系和人格心理学,他们在各种学术期刊上发表了许多关于人际关系满意度和恋爱关系等方面的研究论文,其中一篇合著的名为《一见钟情,还是先成为朋友?》(Love at first sight or friends first?)的文章经常被引用,它探讨了伴侣人格特质的相似性、恋爱关系的开始方式等爱情话题。[注1]

通过对137组已婚或同居的情侣考察后发现,相对于慢慢相处、再建立关系的伴侣,一见钟情的伴侣比预想中更快地坠入爱河,而且双方在人格特质上没有那么多相似性,比如在“外向性”、“情绪稳定性”“自主性”三个方面,一见钟情的两个人可能会有较大差别,不过这种差别并没有影响情侣关系的质量。

一见钟情的爱可能不够牢固,但是这种爱非常强烈,即便遇到困难和分歧,初遇的激情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性格不合带来的问题。

10年后, Barelds 教授又与几位当时在荷兰格罗宁根大学做研究的学者[注2]发表了《实证调查:一见钟情是什么样的爱情?》(What kind of love is love at first sight?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进一步研究了当人类对其他人一见钟情的时候,到底是什么在支配我们。[注3]

图:romantictouramsterdam

此前,主要的爱情心理学理论认为,一见钟情的特点是激情高涨。然而,实验表明一见钟情也可能是情侣为增进感情而产生的记忆错觉。这一组荷兰学者们从吸引力的角度入手解读一见钟情,通过评估参与者与潜在伴侣初次见面时的爱情感受,对“一见钟情”进行了实证研究。

具体来讲,学者们在一项在线调查、一项实验室研究和三次约会活动中收集数据,其中每个参与者都会对其他参与者评分,这里的评价包括对方的外表,以及对其一见钟情的程度,满分设定为7分,超过5分就会被认为是一见钟情

实验结果表明,一见钟情最相关的因素是身体的吸引力,也就是外貌因素占比最大。如果身体吸引力得分提高一分,那一见钟情的可能性就会提高九倍。

由此可见,一见钟情的特点既不是激情高涨,也不是亲密无间,更不是对未来的承诺,而是身体上的吸引力

因此,这项研究认为一见钟情并不是一种独特的爱情形式,而是一种强烈的初始吸引力,有些人在一见钟情时,或回想起来时会将这种“吸引力”称为“一见钟情”。

有意思的是,在这项研究中,有一些参与者同时对好几个人都表示了“一见钟情”(打分超过5分);而在所有参与者中,没有任何一组男女成功地匹配上“一见钟情”。

白头偕老:荷兰大学耗时8年发现让配偶长寿的秘密

荷兰蒂尔堡大学(Tilburg University)社会心理学系的副教授 Olga Stavrova 耗时8年领导了一项与婚姻幸福有关的心理学实验,她在对4374组(8748人)年龄在50岁以上(平均年龄为67.17岁)的夫妻进行了长达8年的跟踪调查后,发现婚姻中影响个体寿命的主要因素是其配偶对生活的幸福满意度,而不是个体自身的满意度,也就是说快乐、幸福的配偶能让另一半活得更长

图:Having a Happy Spouse Is Associated With Lowered Risk of Mortality, Olga Stavrova

其实近年来已经有不少心理学的实验充分证明了拥有幸福生活的人更长寿的观点,但并没有心理学家研究在婚姻中的情况,特别是通过科学解释亲密关系中配偶的精神状况是如何影响自己(对方)的寿命。

荷兰蒂尔堡大学的这项研究被认为是心理学界首次揭示配偶对生活的满意程度与个体寿命关系的研究,该项研究结果于2019年4月23日发表于心理学权威期刊 Psychological Science,题为《拥有一个幸福的配偶与降低死亡风险有关》(Having a happy spouse is associated with lowered risk of mortality)。[注4]

学术期刊中讲述了 Olga Stavrova 经过8年的数据跟踪发现,在选定的8748名研究对象中有1449名在研究期间内去世(死亡率为16.6%),根据模型拟合,拥有快乐伴侣的死亡率比伴侣不快乐的人低13%。在处理过复杂的数据之后,荷兰蒂尔堡大学 Olga Stavrova 教授认为无论夫妻双方的年龄、收入或教育背景如何,在仅对比配偶是否幸福、快乐的变量时,幸福的伴侣始终能让不同背景的另一半更加长寿。

影响个体寿命的主要因素是配偶的幸福满意度,而不是个体自身的满意度。荷兰的这项研究结果或许能在新春为大家打开幸福生活的新思路:保持自己的健康快乐,从而影响配偶的精神状态,实现彼此长久的幸福。

共情时代:荷兰动物学家对人性研究的巨大贡献

爱情与婚姻是人类众多亲密关系中的一种,作为具有明显社交天性的动物,人类复杂的行为与心理变化的背后,是天性使然,还是后天社会规训的产物?

曾被《时代》周刊评选为全球年度最具影响力的 100 人之一的荷兰著名动物学家弗朗斯·德瓦尔(Frans de Waal)通过《共情时代》(The Age of Empathy)这本著作揭示了共情心是人类善行不可或缺的一环,挑战了一直以来人类对该问题最基本的假设——“自私是人类的基因”。

作者也是目前在世的全球最伟大的十几位科学家之一,他的这本书以灵长类动物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共情”的由来、机制和意义的充分阐述、论证,为过去10多年来大大小小的关系冲突,提供了解决矛盾的理论基础。

前文提到善行、仁慈(benevolence)对幸福感的影响,在亲密关系中如何能察觉到伴侣对自己的“善行”或感同身受伴侣的遭遇,就需要这种共情心。看到心爱的人受伤、哭泣,自己也能体会到痛苦和自责,那些与我们关系越亲密的人,越受到我们接纳与认可的人和事,就越容易引发共情。

温良与互助,在推动个人情感关系、政策制定与人类社会进步方面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荷式亲密:松弛、勇敢与包容

荷兰除了拥有世界上最适合工作的城市、最宜居的城市之外,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在3个月前还被一家全球行李寄存服务平台通过大数据评选为世界上最浪漫的旅行目的地之一,在榜单中位列全球第三。[注5]

图:The most romantic city breaks around the world, usebounce.com

在这项最新的浪漫城市报告中,阿姆斯特丹的浪漫餐厅数量(每平方公里 3.2 家)和浪漫酒店数量(每平方公里 1.1 家)均名列前茅。整座城市还提供了大大小小的游览活动,包括在众多的室内博物馆、美术馆和在运河中驾驶游船的户外体验。

阿姆斯特丹的景点与餐厅虽多,人口密度在欧盟内也属于最高的地区之一,但是这却是一座充满松弛感的城市,在这里的人们崇尚自然、欣赏花卉、漫步运河,从环形分布的河畔小屋沿路骑到冯徳尔公园,在草坪上围城一圈席地而坐、谈天说地,这种娴静的美好,毫无疑问让阿姆斯特丹和很多其他荷兰城市成为欧洲最浪漫、最美丽的城市之一。

图:Amsterdam Vondelpark

能让荷兰拥有独特浪漫气氛的因素,除了自然与人文环境,社会的包容性也不得不提,荷兰在LGBTQ+权利方面有着长期进步的历史。尽管发表于1967年的荷兰第一篇关于同性恋的博士毕业论文并没有对同性恋者持有积极态度[注6],但学术与言论的自由正是后续理论研究与政策实践的助推器。

在1981年,荷兰是世界上第一个允许同性恋者获得难民身份的国家之一。[注7] 到了2001年4月1日,荷兰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合法化同性婚姻的国家,在对待同性恋关系和婚姻的立场上为其他国家树立了榜样。

就像赫本说的那样——“爱可以治愈、可以修理、可以改进世间的一切不美好,可以使所有的事情变得完美”

图:A Little Bit of Audrey Belongs to KLM, KLM Blog

对于这样的爱之天使,荷兰人也没有忘记她,在奥黛丽·赫本去世后一年,KLM荷兰皇家航空以她的名字命名了一架客机。

回到运命起飞的地方,人们继续爱着赫本,爱着彼此。

关键词:奥黛丽·赫本、荷兰、幸福感、一见钟情、身体吸引力、婚姻、长寿、人权、爱、亲密关系、包容、自然环境、社会氛围、情人节

本文也发布在起源于荷兰的 LoveMatters 谈性说爱中文网,LoveMatters 是一个致力于提供可靠的情感、生殖健康与性教育知识的专业科普资讯平台,项目主要通过“认识身体”、“多元家庭”、“性别平等”、“健康婚恋”和“认知疾病”五个关键词开展工作。关于该网站,请点击此处了解更多

参考:

  • [注1] Barelds, D. P., & Barelds-Dijkstra, P. (2007). Love at first sight or friends first? Ties among partner personality trait similarity, relationship onset, relationship quality, and love. Journal of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24(4), 479-496.
  • [注2] 文章所有作者在数据收集时均在荷兰格罗宁根大学访问或就职,目前第一作者 Florian Zsok 就职于瑞士苏黎世大学心理学系,另一位作者 Matthias Haucke 现就职于英国伦敦大学学院,
  • [注3] Zsok, F., Haucke, M., De Wit, C. Y., & Barelds, D. P. (2017). What kind of love is love at first sight?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Personal Relationships, 24(4), 869-885.
  • [注4] Stavrova, O. (2019). Having a Happy Spouse Is Associated With Lowered Risk of Mortality. Psychological Science, 30(5), 798-803.
  • [注5] https://usebounce.com/blog/romantic-city-breaks
  • [注6] David J. Bos, ‘Homo-af: De opkomst van “de ex-homoseksueel” in Nederland.’ In: D. Bos & J. Exalto (eds.), Genot en gebod: Huwelijk en seksualiteit in protestants Nederland na 1800. Utrecht: KokBoekencentrum 2019, pp. 128-155.
  • [注7] In 1981, the Netherlands also was the first country in the world to grant refugee status to homosexuals. [G. Hekma, Homoseksualiteit in Nederland (Amsterdam 2004); P. Koenders, Tussen christelijk réveil en seksuele revolutie. Bestrijding van zedeloosheid in Nederland, met nadruk op de repressie van homosek- sualiteit (Amsterdam 1996); H. Warmerdam and P. Koenders, Cultuur en ontspanning. Het COC 1946- 1966 (Utrecht 1987). ]
  • [注8] 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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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跨国创业难吗?中荷女性创业者:跨文化追梦的力量

本文采访了两位在中国和荷兰创业的女性——王卓尔和 Ina Enting,讲述了她们的创业历程、行业见解和两国差异。王卓尔认为中荷设计行业可以互补优势,合作空间巨大;Ina Enting 则指出中荷农业领域仍有广阔的合作前景。两位创业女性用自己的故事,展现了跨文化追梦的力量。

导读

今年(2023年)6月27日是“中小微企业日”,我们除了要认识到中小微企业对经济和社会做出的贡献外,还要关注和支持那些勇敢追逐梦想的女性创业者。

借此时机,我们采访了两位分别在中国和荷兰的创业女性——〇筑设计(上海)的创始人及主持建筑师王卓尔女士及荷兰农业协会(NAFTC)的亚洲总监、荷兰农业中心(DMFC)的总裁Ina Enting 安英娜女士,听她们讲述自己的创业之路以及各自在中国与荷兰的人生体验。她们不仅代表着中小微企业的力量,也激励和鼓舞着更多的人去勇敢追逐自己的梦想。

中荷创业之路

王卓尔在上海交通大学建筑系本科毕业后选择去荷兰贝尔拉格学院深造。在留荷工作一段时间后,她于2015年创立了〇筑设计 OfficeZHU,办公地点分别位于荷兰鹿特丹和中国上海。她的事务所涵盖室内设计、展览设计、建筑设计和城市研究等领域,旨在建立一个开放和国际化的平台,强调研究先行,注重项目的先锋性和创新性。王卓尔选择去荷兰的初衷与她的创业初心一脉相承,她希望能够找到欣赏她并愿意与她共同实现设计的客户,并实现她认为有价值的事物。

安英娜从小生活在农场,与作物种植、畜牧业打交道,因此自小便对动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然,不仅是爱好而已——她还拥有农业专业与动物科学的教育背景。活跃于中国与荷兰农业食品行业的她,与两国的政府机构合作密切。如今,她已在中国生活和工作了十多年。2008年,她来到北京,看到当时的农业市场一片蓬勃发展之势。随后于2010年在北京创立了DMFC荷兰农业中心。

在过去的十多年里,公司的业务领域和规模不断扩大。虽然安英娜在创业过程中遇到了不少曲折和挑战,但她依然享受着在中国的生活,对这里的文化和日常生活满怀着喜悦之情。

在创业过程中,对工作的理解对于创业者来说至关重要。王卓尔是一位建筑师,她认为建筑师集多种角色于一身,承担着比较多元的职责。从创业的角度来看,她认为开建筑事务所虽然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商业行为,但又跟其他“生意”不一样。“如果建筑设计只是追求利润,那就没意思了。”她希望在工作的过程中,着眼于人文关怀,注重建筑的美和可持续性,致力于生活方式的改善,并让更多的人享受到舒适的空间。

当回忆起在荷兰的生活,令王卓尔印象深刻的一幕是经过阿姆斯特丹的市立图书馆,不管肤色和人种,大家都能在此找到学习的角落。是的,公共场所的建设,能够提供给更多的人相对体面的生活。这也让她在创业过程中坚守着“人文关怀”的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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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卓尔于上海苏州河畔,图/受访者提供

对于安英娜来说,她成立了DMFC荷兰农业中心,旨在成为荷兰与中国在农业食品领域业务的桥梁。她回顾起创业的历程,形容它如同“过山车一般”,中间有曲有折,但总体趋势少了一些坎坷。不可置否,她的创业生涯不是一帆风顺的。以注册企业的手续和规则为例,作为外国人在中国创业需要面临纷繁的流程,相较之下,荷兰的创业流程要简单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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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英娜于活动现场,图/受访者提供

中荷行业差异

从行业角度看,王卓尔用“大胆”、“直接”、“自由”三个词汇来描述荷兰的建筑风格。比起国内从想法刚开始便会区分其是否 “正统”和“旁门左道”,“荷兰的教育方式是会问你,你想要什么?并且鼓励大家勇敢去追求,但一定要做到位、做出成果。”

在所在行业的差异方面,王卓尔认为,荷兰人在做设计的时候,有一套系统且理性的思维模式,并且设计方法也更加的讲究科学和逻辑,注重抓问题的本质和策略;而中方则是更感性,在具体做设计的时候会结合民族独特的审美偏好,考虑用成熟的技术方式进行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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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卓尔著作《骑行上海》,图/受访者提供

“安全”、“有活力”、“非常不同”, 安英娜用这三个词来形容对中国的认知和印象。目前为止,她已经在中国生活了15年,仍然享受在中国的生活,并对中国的街景和文化差异感到触动。她逐渐习得了中国式的“哲学”,比如含蓄的表达和耐心等。

当说到中荷行业差异,安英娜则从职场文化层面切入。她表示,与中国传统意义上的“任务指令”式的职场文化不太一样的是,在她的公司,“荷式”的工作方法倾向于是“以任务为导向(task-oriented)”。她愿意让员工自己在项目和任务中发挥主观能动性、多多探索,以便学习到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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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英娜于活动现场,2013年,图/受访者提供

展望合作前景

展望两国行业未来的合作和发展,王卓尔认为中荷在建筑设计领域合作的渊源已久,且一直保持着良好的伙伴关系。然而,不得不承认的是,中荷不管是在地理还是在文化基因层面,的确存在一定的差异性,这也导致了各自行业发展的特色。例如,她指出,荷兰在城市研究和规划层面能够提供很多思路;此外,在细分领域,荷兰可以做的非常高精尖;而中国地大物博,市场则更为多样化,且机会很多。这也意味着双方合作的潜力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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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PU实训楼,〇筑设计作品,图/受访者提供

安英娜指出,荷兰在全球范围内是农业食品生产领域高效的生产者,而中国的农业食品行业近年来发展迅速,差距在逐渐缩小,但在此行业领域的合作前景仍然开阔。例如,如何在中国因地制宜地共同进行科技及可持续层面的发展合作仍然是重要的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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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英娜在中国,2016年,图/受访者提供

无论是在农业食品行业,还是对于建筑设计领域来说,疫情这三年对于大多数的业务都是不小的打击。随着疫情的结束,我们期待未来中荷两国之间能够进行更多、更好的交流合作和业务往来。

一直以来,荷兰商业历史悠久,拥有优良的营商环境。根据2022年《全球创业观察》(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发布的全球最佳创业国家排行榜,荷兰排在第二位。据荷兰外商投资局统计,目前,外国企业在荷兰有11,000多家运营机构,其中包括580余家中资运营机构。

除此之外,荷兰还采取了多种举措来帮助女性:通过与市政当局和雇员保险局 (UWV) 等重要合作伙伴合作,荷兰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支持,希望更多的女性实现经济独立;此外,荷兰政府还帮助特定的女性群体以提高她们找到工作的机会,改善其就业前景。例如,政府推出女性教育项目 (EVA),包含语言培训及就业市场定位计划等,鼓励和支持女性发现自己的才能。

在中小微企业日,让我们一起欣赏并赞美中荷创业女性的勇气和智慧。她们的故事告诉我们,创业不仅仅是商业成功的追求,更是一种实现个人梦想和改变社会的力量。未来,我们期待看到中荷两国更多女性创业者的故事,一起感受“她力量”。

文章转载自荷兰驻华使馆,荷兰在线NLO特约撰稿人以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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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

“已达极限”?荷兰医疗体系的困境与挑战

荷兰Volksgezondheid en Samenleving(公共卫生与社会)委员会警告说,荷兰的医疗体系可能会陷入困境。

当前,荷兰的医疗体系面临着多重挑战,包括可及性下降、人员短缺、高昂的成本等。这些问题共同导致了医疗体系的紧张局面,威胁着公民的健康和福祉。

首先,委员会指出,荷兰医疗服务的可及性不断下降。例如,家庭医生诊所拒绝接收病人的情况日益增多;急诊部门的临时关闭也更加频繁;精神健康保健(ggz)的等待时间大大增加。

“公民和医疗部门都表示’已达到极限,不能再继续这样下去’。” 委员会主席Jet Bussemaker表示。他指出,“在纸面上,我们拥有良好而可及的医疗服务,但在实际中已经不再如此。”因此必须采取措施防止医疗服务完全陷入困境。

困境背后的原因众多。其中,人员短缺是导致医疗体系紧张的另一个重要原因。预计到2060年,为了避免人员短缺,医疗行业需要在劳动力中增加三分之一从事医疗工作。此外,医疗行业中某些群体的工资水平低,几乎无法让他们实现经济独立。这导致医疗行业面临着吸引和保留高素质医疗人员的困难与挑战。

委员会指出,情况远不止如此。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医疗部门“分散和组织复杂”,许多人面临着无法获得所需帮助的困境。医疗部门的分散性和组织复杂性使得面对多个医疗专业人员、医疗机构、法律、资金来源和规定的挑战变得更加复杂。特别是对于那些居住在家中的患有多种慢性疾病的老年人和严重精神疾病患者来说,情况尤为突出。约10%的荷兰人面临着复杂的医疗需求。

与此同时,行业内的竞争加剧也是导致医疗体系紧张的因素之一。保险公司之间的强制性竞争导致它们不愿意进行合作,主要关注限制自身的支出。此外,医疗服务提供者数量的快速增长也使得合作变得困难或更为耗时。这种分裂和不可及性的现象需要被清除,以促进更好的合作和协调。

除了可及性问题,高昂的医疗成本也是一个艰难的挑战。有人无法负担得起医疗费用,甚至放弃了医疗服务。虽然有医疗津贴的存在,但对许多人来说,它不够或过于复杂。这种情况对人民的负担能力产生了威胁,并可能导致更昂贵的医疗服务需求。

此外,许多新的医疗创新往往面临失败的困境。委员会在报告中写道:“这个体系通常是在反对而不是支持中运作的。良好的创新现在往往必须逆流而上。”

针对这些问题,委员会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包括限制竞争,促进更好的合作;在地区层面上,建议市政府和保险公司进行合作;此外,设定最高自付费用限额,大幅降低医疗保险费等等。

然而,要解决上述问题并非易事。委员会指出,实施这些建议需要全面而复杂的努力,而且需要时间。只有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包括促进合作、降低成本、改善可及性和支持创新,才能确保荷兰的医疗体系能够满足公民的健康需求,并保持可持续性发展。

新闻来源:N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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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荷兰家庭教育:自由选择的教育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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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育(Home-schooling)是一种独特的教育方式,在荷兰近十年来变得越来越受欢迎,尤其对于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家长来说。无论出于宗教信仰、全人类主义还是独立主义,越来越多的家长选择在家为孩子提供教育。那么,荷兰家庭教育有何特点和优势,可能面临哪些挑战?


家庭教育的兴起

根据荷兰教育统计局的数据,过去十年中选择家庭教育的家庭人数呈显著增长趋势。2010年,仅有约3000名学生接受家庭教育,而到了2020年已增加到约1.2万名学生,占总体小学生人数的约1%。这显示出家庭教育在荷兰的普及程度正在逐渐提高。除了因为宗教或信仰原因选择家庭教育的父母之外,现在还有其他一些群体选择这种方式,比如全人类主义者等。此外,还有一个日益增长的“独立主义”群体,他们不承认任何形式的国家权威。NRC曾报道,在荷兰,家庭教育主要适用于有经济条件的家长,因为这往往意味着其中一位父母几乎无法工作。


家庭教育的优势

那么,家庭教育相较于传统教育方式,有何优势?一方面是个性化教育。根据荷兰教育研究中心19年的一项调查,接受家庭教育的学生通常在学习上表现出更高的满意度。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学习节奏来安排学习内容,从而获得更好的学习效果。另一方面是自主学习与自我认知。研究表明,接受家庭教育的孩子通常具有更高的自信和自我认知能力。荷兰著名教育心理学家马丁·瓦尔肯堡(Martin Valkenburg)指出,在家庭教育环境中,孩子更容易培养出独立思考和自主学习的能力。此外,从社交能力和社会参与的层面来说,与一些人的担忧不同,家庭教育并不意味着孩子缺乏社交机会。荷兰家庭教育协会2022年的数据显示,有近80%的家庭教育学生参加社交活动、课外兴趣小组或定期与其他家庭教育学生进行互动。

图片Jessica Hilhorst 指导她的女儿 Piene (7岁) 上数学课,照片 / Olivier Middendorp


家庭教育的挑战与关切

不过,目前来看,家庭教育目前仍需面对监督和控制的问题与挑战。家庭教育的一个关键问题是缺乏外部监督和控制机制。教育专家对于孩子在家庭教育环境中的学习质量和进度担忧不断增加。荷兰教育部门于2022年曾表示,他们对家庭内发生的情况了解不足,这可能导致一些家庭教育学生在进入常规教育后面临学习落后的问题。与此同时,家庭教育的发展也需要法律框架的调整。2020年,荷兰有一项法案提议加强对家庭教育的规范。然而,由于遭到反对,该提案未能通过,使家庭教育的变革可能性降低。荷兰社会对于如何平衡家庭教育的自由与学生权益的关注日益增加。

荷兰家庭教育作为一种自由选择的教育方式,受到越来越多家长的青睐。尽管家庭教育的受欢迎程度正在增长,但仍然只是常规小学教育学生数量的一小部分。不过,它得以为孩子提供个性化的学习环境、培养自主学习能力和社交能力。然而,监督和控制问题仍然需要关注和解决。荷兰教育部门应积极与家庭教育家庭合作,确保孩子的学习质量和发展。家庭教育的兴起是荷兰教育领域的重要现象,值得进一步的探讨和研究。

(文章部分来源:N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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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

荷兰计划关闭欧洲最大天然气田,发生了什么?


因荷兰东北部格罗宁根气田附近存在地震风险,荷兰政府将从今年10月1日起关闭这处欧洲最大的天然气田,正式决定将在本月晚些时候的内阁会议上作出。

要知道,格罗宁根大气田是欧洲最大的天然气田之一。此举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因为它将对欧洲的天然气供应和价格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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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来自海牙的荷兰政府官员告诉英国《金融时报》记者,格罗宁根大气田继续天然气生产面临很大危险。这位官员向英国《金融时报》记者表示,“出于安全问题,我们不会进一步开采更多天然气,因为这意味着会增加地震的几率,我不想为此负责。”格罗宁根大气田的关闭是出于安全考虑,因为该地区的天然气开采已导致地震活动增加,对当地人民和财产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荷兰政府决定关闭格罗宁根大气田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地震风险。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格罗宁根地区发生了数百次地震,震级最高达到了3.6级。这些地震活动对当地居民的生活和财产造成了严重影响,引发了对天然气开采的强烈反对。尽管格罗宁根大气田为荷兰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但荷兰政府决定将安全置于经济利益之上,关闭这个天然气田。

影响欧洲天然气市场

荷兰政府的决定对欧洲天然气市场产生了重大影响。由于格罗宁根大气田是欧洲天然气供应的主要来源之一,其关闭将导致天然气供应短缺和价格上涨。这对欧洲的消费者和工业部门都将产生经济压力。事实上,消息传出后,欧盟天然气价格已经出现了明显上涨。此外,关闭格罗宁根大气田还将对能源安全产生影响。欧洲国家将不得不寻找替代的能源来源和供应渠道,以弥补天然气供应缺口。一些国家已经在加快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液化天然气终端设施,以确保能源供应的多样化和稳定性。此外,欧洲各国还将加强能源合作和互联互通,以提高整体的能源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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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荷兰政府的决定也提醒人们能源转型的重要性。虽然关闭格罗宁根大气田对欧洲天然气供应构成了挑战,但它也为促进可持续能源发展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提供了机会。这一举措可能促使欧洲国家更加积极地转向可再生能源和能源效率的改进,以减少对传统化石燃料的依赖。

总的来说,荷兰关闭格罗宁根大气田的决定是出于安全和环境考虑。尽管这对欧洲的天然气供应和价格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但它也为促进能源转型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机会。这一举措将推动欧洲国家加快可再生能源发展,改善能源安全,并为未来能源系统的可持续性做出贡献。

(来源:金融时报;第一财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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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

音乐、舞蹈、互动:荷兰儿童艺术剧目带来一场“无法停止的成长游戏”

在当今瞬息万变的世界中,儿童们的成长旅程就像一场无法停止的游戏,他们在不断地探索、学习和成长的过程中,展现出无限的潜能和创造力。为了让中国的小观众们感受到这种奇妙的成长旅程,本期荷兰艺线为大家带来了荷兰儿童艺术剧目的精彩演出。

从先锋舞蹈诗人舞者舞团的《宝康》到《丛林摇滚音乐会》节选,再到令人难以抗拒的《米菲音乐剧》,这些精彩的表演将为中国的“大小儿童”们带来独特的艺术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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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康》(Pokon)是专为孩子们而设计的舞蹈音乐剧场,由 Josephine van Rheenen 编舞。荷兰舞者舞团(De Dansers)以其先锋舞蹈和诗意般的表达方式而闻名,他们也将这种独特的风格带到了这部作品中。点击视频,线上的观众不仅可以欣赏《宝康》的演出,还可以走进幕后的创作旅程。

“凭借他们的活力和音乐才华,他们轻松地吸引住了年轻观众的注意力。”就像《De Theaterkrant》(荷兰剧场报)评论的这样,《宝康》带领观众进入一个奇幻的世界,通过舞蹈、音乐和视觉艺术的完美融合,孩子们将在这个世界里感受舞蹈的魅力。图片

舞者舞团每年有超过130场演出,其中《宝康》为孩子们带来了无数美妙的舞台体验。在舞者舞团看来,儿童舞蹈不仅要具有娱乐性,更要激发孩子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因此,他们将舞蹈与音乐、戏剧和视觉效果相结合,创造出一个充满魔力和趣味的舞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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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Aviva Bing图片

Photo: Menno van der Meulen

在《宝康》中,孩子们不仅能欣赏到精彩的舞蹈表演,还可以参与到互动的舞台体验中。这种互动性不仅增加了孩子们的参与感,还培养了他们的自信心和表达能力。

“一开始小心翼翼,很快变成了一场狂野的游戏,但与孩子们一样认真。”《Dans Magazine》(荷兰舞蹈杂志)这样点评这出剧目。这部作品不仅为儿童艺术注入了新的活力,相信也会为中国观众带来一次难忘的艺术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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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林摇滚音乐会》节选是荷兰家喻户晓的儿童界摇滚明星德克·谢勒(Dirk Scheele)的经典制作。德克·谢勒专门为孩子制作流行乐,也被誉为儿童界的摇滚明星。图片

Photo: Hans van Doorn

在25年的演出生涯中,为孩子们制作了25张专辑,还在荷兰Nickelodeon上拥有自己的每日音乐电视节目,YouTube频道有超过300万的点击。他的音乐和出版物,畅销全球30个国家。

德克·谢勒以他充满活力和魅力的表演风格,带领孩子们与动物们一同进入丛林乐团的音乐世界。他要来带孩子们走进一个丛林,开一场摇滚派对,有爆笑的故事表演,专门为孩子们演奏的摇滚乐,全程互动。图片

Photo: Hans van Doorn图片

Photo: Jurriaan Struijk

在这场互动式音乐表演中,德克带着孩子们,在丛林里寻找他的老朋友Japie het Aapie。在寻找的旅程中,你们会遇到各种“音乐动物”,整场音乐会搞笑不断,摇滚十足!这个摇滚音乐不仅为孩子们带来欢乐与互动的体验,还会激发他们对音乐和艺术的兴趣。

孩子们还要和德克与Japie,现场组建一支摇摆Monkey乐队。在这场即兴演奏的Jungle Pop音乐会,每个孩子都摇身一变,成为超级音乐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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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菲兔(Miffy)是荷兰著名的卡通形象,在中国也同样深受孩子们的喜爱。作为一只可爱的小兔子,米菲兔通过其温馨的故事和与孩子们的互动而闻名。

《米菲音乐剧》是一场充满欢乐和互动的演出,旨在让孩子们沉浸在音乐和故事的世界中。小剧场的表演形式将让孩子和他们最爱的米菲近距离接触。音乐剧在年轻导演娜奥米·范·德·林登的编排下,采用全新的米菲冒险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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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音乐剧以米菲为主角,带领观众展开一次奇妙的冒险。在剧中,孩子们将与米菲兔一起探索不同的场景和情节。通过互动的方式,孩子们将成为故事的一部分,与米菲兔一起唱歌、跳舞,并参与各种有趣的活动。剧中的音乐和歌曲都是特别为米菲设计的,旋律轻快动听,歌词简单易懂。孩子们将随着音乐一起摇摆,跳跃和手舞足蹈,享受着音乐带来的快乐和活力。

米菲音乐剧不仅注重娱乐性,还融入了教育元素。通过与米菲兔的互动,孩子们可以学习友谊、勇气、团队合作等价值观。这种融合了教育的娱乐形式使得孩子们在欢乐的氛围中获得了知识和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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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剧目适合所有年龄段的孩子。无论是小小的幼儿还是年纪稍长的儿童,他们都可以在这个音乐剧中找到乐趣和共鸣。米菲通过音乐、互动和故事,给予孩子们一个美好的艺术体验,让他们的成长之旅充满欢笑和回忆。

米菲互动音乐剧,这是每一个米菲迷都不容错过的表演!

探索艺术世界的奇妙之旅

通过舞蹈、音乐和互动,上面精选的荷兰儿童艺术剧目为孩子们提供了一个探索艺术世界的奇妙之旅。在欣赏演出的同时,孩子们不仅能够培养自己的艺术鉴赏力,还可以感受到成长和表达的力量。

让我们一起参与这场无法停止的成长的游戏,与先锋舞蹈诗人舞者舞团的《宝康》、德克·谢勒的《丛林摇滚音乐会》以及米菲兔的《米菲音乐剧》一同度过难忘的时光。在这个独特的艺术世界里,孩子们将发现无限的可能性,用心去感受成长的美妙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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