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文化

兰风樱语:日本与荷兰四百年的爱恨情愁

《日本经济新闻》驻欧洲编辑「赤川省吾」(Dr. Shogo Akagawa)于2025年4月27日发表了一篇名为《“西方”分裂,二战后秩序崩溃》的网站会员文章。

他描绘了一幅令一些人不安的现状:曾经被视为铁板一块的“西方”,正在因价值观与战略利益的分歧而出现裂痕,特别是欧洲对美国“力量信奉者”角色的疑虑加深,以及对美国可能“越过同盟国”行事的担忧。

文章结尾提出的问题“日本又该何去何从?”直击当下日本外交的核心焦虑。

这片阴影,为人们重新审视日本与西方世界,特别是与其最初的西方“启蒙者”(以荷兰为代表的欧洲)长达四百余年的交往史,提供了一个耐人寻味的视角。

这段历史,并非简单的线性发展,而是一部充满“爱恨情愁”的复杂剧目:

  • 有锁国时代对荷兰窗口的依赖与“爱恋”;
  • 有“兰学”时期对西方知识的狂热追逐;
  • 有被迫开放国门时的屈辱与“怨恨”;
  • 也有明治维新后全面西化、重心转向美国而对欧洲的疏远。

直至今日,在全球秩序重塑、传统联盟面临不确定性的背景下,日本似乎又重新将目光投向欧洲,寻求一种更为多元和自主的战略平衡。

今天以荷兰为线索,追溯这段跨越世纪的爱恨纠葛,并与各位尝试探讨一下在“西方分裂”的现实背景下,日本与荷兰(欧洲)关系的新动向。


第一幕 · 爱与奇
意外的邂逅,“爱情号”点燃的好奇之火

故事始于1600年,荷兰船只“De Liefde”(爱情号)意外漂流至日本九州臼杵 。

这并非浪漫之旅,而是海难的幸存。

然而,对于意欲统一日本的德川家康而言,这艘船及其携带的火炮、航海知识,以及幸存船员(如威廉·亚当斯和扬·约斯滕)口中的世界,仿佛是来自遥远异域的神秘启示。

与此前试图传播天主教、最终引发冲突并于1639年被彻底驱逐的葡萄牙人不同,荷兰人展现了更为纯粹的商业目的,明确表示无意传教。

这份务实赢得了幕府的信任。

1609年,荷兰东印度公司(VOC)获得贸易许可,在平户设立商馆 。

当日本进入“锁国”(Sakoku)时代,几乎断绝所有对外联系时,荷兰人成了唯一的例外,被允许迁至长崎港内那座名为“出岛”(Dejima)的扇形人工岛上继续存在。

undefined

“出岛”长约200米、东西侧宽约70米,面积共一万多平方米(约两个标准足球场大小),这个弹丸之地,成了日本在长达两个多世纪里窥看西方世界的唯一窗口。

荷兰人在此受到严密监视,生活空间极为有限。

然而,正是这扇狭窄的窗,开启了日本与西方一段长久而独特的“爱恋”序曲——一种带着距离感、充满限制,却又无法抑制对未知世界好奇与向往的特殊情愫。


第二幕 · 爱与痴
禁闭中的初恋即热恋,
“兰学”掀起的求知狂潮

“出岛”不仅是商品的交换地,更是知识的交汇点。

日本的知识分子们,怀揣着对外部世界强烈的求知欲,开始系统学习荷兰语,翻译西方书籍,研究西方科学技术。

这门通过荷兰语传入的西方学问,被称为“兰学”(Rangaku),意即“荷兰的学问”(Dutch Learning)。

这无疑是日欧关系中最炽热的“热恋”阶段,体现了日本某种程度上“脱亚入欧”的早期渴望。

1720年,德川吉宗将军放宽了非宗教类荷兰书籍的进口禁令,为兰学发展打开了大门 。

1774年,杉田玄白与前野良泽等人翻译出版了荷兰文的解剖学著作《解体新书》。

这不仅仅是引入了精确的人体构造知识,更重要的是,它带来了实证观察的科学方法论,深刻冲击了日本传统医学乃至世界观。

此后,通过兰学,西方医学(解剖学、外科学)、天文学(哥白尼日心说)、地理学、物理学(牛顿力学概念,如“重力”、“引力”等术语的翻译引进 )、化学、植物学,乃至望远镜、显微镜、时钟、蒸汽机原理等科技知识源源不断传入日本。

德籍医生菲利普·弗兰茨·冯·西博尔德(Philipp Franz von Siebold)作为荷兰商馆医生,在长崎郊外开设鸣泷塾,教授西医和博物学,培养了大批人才,并将大量日本动植物标本和文化资料带回欧洲,促进了双向了解 。

兰学,是日本在自我封闭状态下,通过荷兰这扇窄窗,对西方文明近乎痴迷的追寻与学习。

它培养了一代具有开明思想和科学素养的精英,为日后明治维新时期的快速现代化,悄然奠定了重要的知识和人才基础。

这股学习的热情,如同热恋中的追求者,渴望理解并融入那个遥远而先进的“西方”。

第三幕 · 怨与愁
强邻叩关,
独家“爱恋”的终结与失落

平静而被动的学习时光,在19世纪中叶被美国的“黑船”无情打断。

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马修·佩里(Matthew Perry)率舰队驶入江户湾,以武力胁迫日本开国。

荷兰人曾试图扮演中间人角色,荷兰国王威廉二世早在1844年就曾致信幕府,劝其主动开放,但未被采纳。

佩里的“炮舰外交”最终迫使日本在1854年签订了《神奈川条约》(也称《日美和亲条约》),结束了长达220年的锁国政策。

美国的强势介入,如同一个强大的竞争者,彻底改变了日本与西方的关系格局。

荷兰虽然紧随其后,在1856年签订了《日兰和亲条约》,并在1858年签订了《日兰修好通商条约》,正式建立了现代外交关系并扩大了贸易权限(开放更多港口、确认治外法权等),但它失去了持续两百多年的“唯一西方窗口”的特殊地位。

日本的目光,不可避免地被更强大的美国以及随后跟进的英国、法国、俄国等列强所吸引。

这些与西方列强签订的条约,虽然打开了国门,但也因其包含治外法权、剥夺关税自主权等条款,被日本视为“不平等条约”,带来了民族屈辱感与被迫开放的阵痛。

这无疑给日本与西方的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可称之为“怨”。而对于荷兰而言,昔日独一无二的地位不再,或许也难免一丝失落与“愁绪”。

日本对西方的“爱恋”开始变得复杂,掺杂了被迫接受的无奈与对强权的警惕。


第四幕 · 淡情再续浓缘
明治维新后的转向与当代重逢


1868年的明治维新,是日本近代史的巨大转折点。

日本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速度,“脱亚入欧”,全面学习西方模式,建立现代国家 。教育、军事、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无不以欧美强国为师。

兰学所奠定的基础,无疑为这场变革提供了人才和知识储备。

荷兰语在一段时间内仍是处理涉外事务的重要语言。荷兰工程师如范·多恩(Cornelis van Doorn)和德·莱克(Johannes de Rijke)等,也应邀参与日本的水利和港口建设,贡献卓著。

日本也派遣学者赴荷兰学习。

两国关系依然友好,文化交流的印记也随处可见,例如长崎的豪斯登堡主题公园就是模仿荷兰街景而建,以纪念两国悠久历史,日语中至今仍保留着来自荷兰语的词汇(如啤酒biiru、咖啡kōhii、玻璃garasu等)。

以啤酒为例,在17世纪初由荷兰商人传入日本,最初日本人将啤酒称为“无特殊口味的平凡之物”,直到19世纪后期才进入日本啤酒业的繁盛期。

“啤酒在日语中的英语音译最初为“ベール”(音be-i-ru),而非“ビール”(bi-i-ru),就是因为日本模仿荷兰在先,后又开始模仿英国(1860年代-19世纪末),日语啤酒的音译名也首先来自荷兰语,这一语源影响到了之后的英语译名。荷兰语的“ee”发/ei/音而非/yi/音,在看到英语“beer”一词时,日本人也就想当然的先按照荷兰语的发音规则来标记了。”

——刘群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刊载于《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06期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自从美国人来了之后,荷兰已不再是日本学习西方的核心渠道。日本的战略重心明显转向了展现出更强国力的美、英、德等。

与荷兰的特殊“情愫”,似乎在全面西化的大潮中逐渐转淡。二战后,日本更是将日美同盟作为其外交和安保的基石。

但正如赤川省吾先生的文章所示,进入21世纪,国际格局深刻演变,“西方”内部出现裂痕,美国外交政策的不确定性增加,令日本等盟友开始重新评估其战略依赖。

面对一个可能不再绝对可靠的美国,以及日益自信的中国带来的挑战,日本开始奉行更加多元化的外交策略,寻求“安全对冲”。

上图是笔者在香港参加一次金融工作活动时拍摄的图片,可以作为本文对宏观世界的“不确定性”认知的基调总结。

在此背景下,日本显著加强了与“志同道合”国家的关系,欧洲重新进入其战略视野。

日本与欧盟签署了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和战略伙伴关系协定(SPA)。

日本与荷兰的关系也再次升温,两国于2015年确立了“可持续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并于几天前(2025年4月21日)发布了涵盖外交、安全(包括自卫队与荷兰军队的部队级交流、网络安全合作、反外国虚假信息合作 )、经济(高科技、能源、生命科学 )、文化(利用大阪世博会等平台加强交流 )等领域的《日荷行动计划2025》(Japan-Netherlands Action Plan 2025)。

荷兰派遣海军护卫舰访问日本等具体行动,被视为其对印太地区安全承诺的体现,受到日本很高的评价 。

两国领导人确认“欧洲-大西洋与印太地区的安全日益不可分割”(…as security of the Euro-Atlantic and Indo-Pacific regions becomes increasingly inseparable.[日本外务省])。

同时,日本也积极参与和推动与美国、澳大利亚、印度的“四方安全对话”(QUAD)、日美韩三边合作、日美澳合作、日美菲合作等多边及所谓的“小多边”机制,并与中国一样地重视与东盟(ASEAN)的关系。

此时此刻,紧随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出访行程,日本首相也正在访问越南,一共将持续四天,随后前往菲律宾,日方说以此应对中国在这一地区日益增加的影响力。

作为一个与你一样的荷兰观察者,从多边视角看,日荷双方在“岛链化”的新世界续写古老“爱情故事”的现代剧场版,是共同利益的需求。


非终章
从“出岛”的围墙,
到多极的世界舞台


回顾荷兰与日本四百余年的交往史。

最初的“爱”,源于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和对先进知识的渴望,荷兰恰好成为了那个特殊历史时期的唯一载体。

随后的“恨”与“愁”,则源于西方列强的强硬叩关和强加的不平等条约,以及自身在现代化过程中不得不面对的地位落差。

而今的“再续情缘”,则更多是基于对国际秩序深刻变化的冷静判断和对自身国家利益的现实考量。

当年,荷兰是日本认识西方的启蒙者;如今,在全球秩序重塑、对主要盟友可靠性存疑之际,日本重新发现了与稳定的欧洲(包括荷兰)在共享民主与法治价值观方面的深层共鸣。

日经新闻的报道就是在说,当传统的依靠对象(美国)在现任领导下显得不再那么稳固时,日本必然会寻求多元化的战略支撑。

日本这段从“出岛”的围墙走向全球多极舞台的漫长旅程,交织着与荷兰的爱恨情愁,或许正在沉淀为一种更为成熟和审慎的战略智慧。

历史从未终结,作为旁观者,我们可以想象荷兰和日本的关系正在这充满变数的时代背景下徐徐展开一段“新の恋情”🤍…

🌷

分类
文化 社会

让我们从荷兰的爱情研究中寻找幸福的答案

本文通过奥黛丽·赫本早年在荷兰出道的故事作为切入点,探索了爱情和亲密关系对个人幸福的影响。文中综合了荷兰学者和研究机构近年来在婚姻、一见钟情和同性恋权利等方面的重要发现。文章最后以赫本这位从荷兰“起飞”的爱之天使作结,诠释了爱能带来的美好。

1948年,18岁的奥黛丽·赫本在成名之前,曾在影片《荷兰七课》(Dutch in Seven Lessons)中饰演一位荷航的乘务员,这是她真正意义上的荧幕首秀,可以说赫本是从荷兰阿姆斯特丹的史基浦机场开启了她的荧幕人生。

图:A Little Bit of Audrey Belongs to KLM, KLM Blog

此后,她饰演了诸如《罗马假日》(1953 年)、《蒂凡尼的早餐》(1961 年)、《窈窕淑女》(1961 年)等众多经典的爱情电影。

赫本在荷兰出道并非巧合,她的母亲艾拉·范海姆斯特拉(Ella van Heemstra)就来自荷兰阿纳姆(Arnhem)东部的村庄 Velp ,母亲作为荷兰传统的名门望族,将修养与品行很好地传授给了赫本,使她能够不断努力,并保持谦虚和感恩。

但是,母亲艾拉的婚姻经历过多次波折,这给童年的赫本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创伤,对赫本的情感和爱情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奥黛丽·赫本传》中也能了解童年和爱情对赫本有多重要。(关于赫本与荷兰的关系,请详见2009年5月4日荷兰在线中文网文章《奥黛丽˙赫本在荷兰度过的二战岁月》

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人生历程,但是许多人与赫本一样,在充满爱的剧本里执着于爱,不断寻找着幸福。

在2024年2月14日情人节这天,本文将通过多个与荷兰有关的研究报告、历史事件与荷兰心理学家的著作,试着与你一起寻找幸福的答案。

幸福指数:被量化的荷兰幸福感高居榜首

童年的福祉对人们以后的幸福感影响深远,全球有大量针对未成年人的研究,其中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在2020年发布的报告最具代表性,在unicef出具的一份名为《世界影响力:了解是什么塑造了富裕国家的儿童福祉》的报告中,研究人员从全新的角度审视了来自经合组织(OECD)和欧盟(EU)的 41 个国家的儿童。

报告根据这些孩子的健康、技能和幸福状况评选出了一个排名,最后得出荷兰儿童的整体福祉位居第一名的结论,也就是民间常说的荷兰儿童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孩子

图: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报告 Worlds of Influence: Understanding what shapes child well-being in rich countries (表中排名第15至第27的单项数据为较深的蓝色)https://www.unicef-irc.org/child-well-being-report-card-16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基于荷兰和其他排名靠前国家的经验,在幸福感方面为高收入国家给出了如下三大建议。

  • 咨询儿童:通过思维转变、系统地倾听儿童的声音,确保儿童参与社会并了解自己的权利;
  • 综合考虑:承认儿童福祉结果与国情之间的联系和权衡,评估立法和政策的经济影响时考虑定期纳入对其对儿童福祉影响的同等评估;
  • 划未来:为未来进行规划和准备,以确保儿童福祉的持续改善。
图:The World Happiness Report, a publication of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olutions Network, powered by the Gallup World Poll data.

而在2023年最新的全球幸福报告(World Happiness Report)中,根据2020-2022年的数据统计,荷兰全体国民的幸福感在全球所有国家中排名第五。

这份由多家学术机构的专家独立出具的报告,基于长达三年、覆盖Covid-19期间的数据平均值,以更大的样本和更精确的测算,评估了信任(trust)、亲善(benevolence)和社会联系(social connections)如何影响全人类的幸福福祉。

除了信任、亲善和社会联系这三个关键词,还有更多影响亲密关系中幸福感的因素,荷兰学者和高校在这方面有很深入的研究。

初遇爱情:荷兰学者科学探讨“一见钟情”

一见钟情(Love At First Sight, LAFS)是一种众所周知的现象,但此前几乎没有进行过太多科学研究。

荷兰格罗宁根大学(University of Groningen)的多位心理学教授与学者分别在2007年和2017年发表了与“一见钟情”相关的研究报告,加深了对该领域的了解。

图:Libia Arteaga

就职于该校社科学院的 D.P.H. (Dick) Barelds 教授与毕业于该校的 Pieternel Dijkstra 博士都专注于研究人际关系和人格心理学,他们在各种学术期刊上发表了许多关于人际关系满意度和恋爱关系等方面的研究论文,其中一篇合著的名为《一见钟情,还是先成为朋友?》(Love at first sight or friends first?)的文章经常被引用,它探讨了伴侣人格特质的相似性、恋爱关系的开始方式等爱情话题。[注1]

通过对137组已婚或同居的情侣考察后发现,相对于慢慢相处、再建立关系的伴侣,一见钟情的伴侣比预想中更快地坠入爱河,而且双方在人格特质上没有那么多相似性,比如在“外向性”、“情绪稳定性”“自主性”三个方面,一见钟情的两个人可能会有较大差别,不过这种差别并没有影响情侣关系的质量。

一见钟情的爱可能不够牢固,但是这种爱非常强烈,即便遇到困难和分歧,初遇的激情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性格不合带来的问题。

10年后, Barelds 教授又与几位当时在荷兰格罗宁根大学做研究的学者[注2]发表了《实证调查:一见钟情是什么样的爱情?》(What kind of love is love at first sight?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进一步研究了当人类对其他人一见钟情的时候,到底是什么在支配我们。[注3]

图:romantictouramsterdam

此前,主要的爱情心理学理论认为,一见钟情的特点是激情高涨。然而,实验表明一见钟情也可能是情侣为增进感情而产生的记忆错觉。这一组荷兰学者们从吸引力的角度入手解读一见钟情,通过评估参与者与潜在伴侣初次见面时的爱情感受,对“一见钟情”进行了实证研究。

具体来讲,学者们在一项在线调查、一项实验室研究和三次约会活动中收集数据,其中每个参与者都会对其他参与者评分,这里的评价包括对方的外表,以及对其一见钟情的程度,满分设定为7分,超过5分就会被认为是一见钟情

实验结果表明,一见钟情最相关的因素是身体的吸引力,也就是外貌因素占比最大。如果身体吸引力得分提高一分,那一见钟情的可能性就会提高九倍。

由此可见,一见钟情的特点既不是激情高涨,也不是亲密无间,更不是对未来的承诺,而是身体上的吸引力

因此,这项研究认为一见钟情并不是一种独特的爱情形式,而是一种强烈的初始吸引力,有些人在一见钟情时,或回想起来时会将这种“吸引力”称为“一见钟情”。

有意思的是,在这项研究中,有一些参与者同时对好几个人都表示了“一见钟情”(打分超过5分);而在所有参与者中,没有任何一组男女成功地匹配上“一见钟情”。

白头偕老:荷兰大学耗时8年发现让配偶长寿的秘密

荷兰蒂尔堡大学(Tilburg University)社会心理学系的副教授 Olga Stavrova 耗时8年领导了一项与婚姻幸福有关的心理学实验,她在对4374组(8748人)年龄在50岁以上(平均年龄为67.17岁)的夫妻进行了长达8年的跟踪调查后,发现婚姻中影响个体寿命的主要因素是其配偶对生活的幸福满意度,而不是个体自身的满意度,也就是说快乐、幸福的配偶能让另一半活得更长

图:Having a Happy Spouse Is Associated With Lowered Risk of Mortality, Olga Stavrova

其实近年来已经有不少心理学的实验充分证明了拥有幸福生活的人更长寿的观点,但并没有心理学家研究在婚姻中的情况,特别是通过科学解释亲密关系中配偶的精神状况是如何影响自己(对方)的寿命。

荷兰蒂尔堡大学的这项研究被认为是心理学界首次揭示配偶对生活的满意程度与个体寿命关系的研究,该项研究结果于2019年4月23日发表于心理学权威期刊 Psychological Science,题为《拥有一个幸福的配偶与降低死亡风险有关》(Having a happy spouse is associated with lowered risk of mortality)。[注4]

学术期刊中讲述了 Olga Stavrova 经过8年的数据跟踪发现,在选定的8748名研究对象中有1449名在研究期间内去世(死亡率为16.6%),根据模型拟合,拥有快乐伴侣的死亡率比伴侣不快乐的人低13%。在处理过复杂的数据之后,荷兰蒂尔堡大学 Olga Stavrova 教授认为无论夫妻双方的年龄、收入或教育背景如何,在仅对比配偶是否幸福、快乐的变量时,幸福的伴侣始终能让不同背景的另一半更加长寿。

影响个体寿命的主要因素是配偶的幸福满意度,而不是个体自身的满意度。荷兰的这项研究结果或许能在新春为大家打开幸福生活的新思路:保持自己的健康快乐,从而影响配偶的精神状态,实现彼此长久的幸福。

共情时代:荷兰动物学家对人性研究的巨大贡献

爱情与婚姻是人类众多亲密关系中的一种,作为具有明显社交天性的动物,人类复杂的行为与心理变化的背后,是天性使然,还是后天社会规训的产物?

曾被《时代》周刊评选为全球年度最具影响力的 100 人之一的荷兰著名动物学家弗朗斯·德瓦尔(Frans de Waal)通过《共情时代》(The Age of Empathy)这本著作揭示了共情心是人类善行不可或缺的一环,挑战了一直以来人类对该问题最基本的假设——“自私是人类的基因”。

作者也是目前在世的全球最伟大的十几位科学家之一,他的这本书以灵长类动物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共情”的由来、机制和意义的充分阐述、论证,为过去10多年来大大小小的关系冲突,提供了解决矛盾的理论基础。

前文提到善行、仁慈(benevolence)对幸福感的影响,在亲密关系中如何能察觉到伴侣对自己的“善行”或感同身受伴侣的遭遇,就需要这种共情心。看到心爱的人受伤、哭泣,自己也能体会到痛苦和自责,那些与我们关系越亲密的人,越受到我们接纳与认可的人和事,就越容易引发共情。

温良与互助,在推动个人情感关系、政策制定与人类社会进步方面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荷式亲密:松弛、勇敢与包容

荷兰除了拥有世界上最适合工作的城市、最宜居的城市之外,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在3个月前还被一家全球行李寄存服务平台通过大数据评选为世界上最浪漫的旅行目的地之一,在榜单中位列全球第三。[注5]

图:The most romantic city breaks around the world, usebounce.com

在这项最新的浪漫城市报告中,阿姆斯特丹的浪漫餐厅数量(每平方公里 3.2 家)和浪漫酒店数量(每平方公里 1.1 家)均名列前茅。整座城市还提供了大大小小的游览活动,包括在众多的室内博物馆、美术馆和在运河中驾驶游船的户外体验。

阿姆斯特丹的景点与餐厅虽多,人口密度在欧盟内也属于最高的地区之一,但是这却是一座充满松弛感的城市,在这里的人们崇尚自然、欣赏花卉、漫步运河,从环形分布的河畔小屋沿路骑到冯徳尔公园,在草坪上围城一圈席地而坐、谈天说地,这种娴静的美好,毫无疑问让阿姆斯特丹和很多其他荷兰城市成为欧洲最浪漫、最美丽的城市之一。

图:Amsterdam Vondelpark

能让荷兰拥有独特浪漫气氛的因素,除了自然与人文环境,社会的包容性也不得不提,荷兰在LGBTQ+权利方面有着长期进步的历史。尽管发表于1967年的荷兰第一篇关于同性恋的博士毕业论文并没有对同性恋者持有积极态度[注6],但学术与言论的自由正是后续理论研究与政策实践的助推器。

在1981年,荷兰是世界上第一个允许同性恋者获得难民身份的国家之一。[注7] 到了2001年4月1日,荷兰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合法化同性婚姻的国家,在对待同性恋关系和婚姻的立场上为其他国家树立了榜样。

就像赫本说的那样——“爱可以治愈、可以修理、可以改进世间的一切不美好,可以使所有的事情变得完美”

图:A Little Bit of Audrey Belongs to KLM, KLM Blog

对于这样的爱之天使,荷兰人也没有忘记她,在奥黛丽·赫本去世后一年,KLM荷兰皇家航空以她的名字命名了一架客机。

回到运命起飞的地方,人们继续爱着赫本,爱着彼此。

关键词:奥黛丽·赫本、荷兰、幸福感、一见钟情、身体吸引力、婚姻、长寿、人权、爱、亲密关系、包容、自然环境、社会氛围、情人节

本文也发布在起源于荷兰的 LoveMatters 谈性说爱中文网,LoveMatters 是一个致力于提供可靠的情感、生殖健康与性教育知识的专业科普资讯平台,项目主要通过“认识身体”、“多元家庭”、“性别平等”、“健康婚恋”和“认知疾病”五个关键词开展工作。关于该网站,请点击此处了解更多

参考:

  • [注1] Barelds, D. P., & Barelds-Dijkstra, P. (2007). Love at first sight or friends first? Ties among partner personality trait similarity, relationship onset, relationship quality, and love. Journal of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24(4), 479-496.
  • [注2] 文章所有作者在数据收集时均在荷兰格罗宁根大学访问或就职,目前第一作者 Florian Zsok 就职于瑞士苏黎世大学心理学系,另一位作者 Matthias Haucke 现就职于英国伦敦大学学院,
  • [注3] Zsok, F., Haucke, M., De Wit, C. Y., & Barelds, D. P. (2017). What kind of love is love at first sight?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Personal Relationships, 24(4), 869-885.
  • [注4] Stavrova, O. (2019). Having a Happy Spouse Is Associated With Lowered Risk of Mortality. Psychological Science, 30(5), 798-803.
  • [注5] https://usebounce.com/blog/romantic-city-breaks
  • [注6] David J. Bos, ‘Homo-af: De opkomst van “de ex-homoseksueel” in Nederland.’ In: D. Bos & J. Exalto (eds.), Genot en gebod: Huwelijk en seksualiteit in protestants Nederland na 1800. Utrecht: KokBoekencentrum 2019, pp. 128-155.
  • [注7] In 1981, the Netherlands also was the first country in the world to grant refugee status to homosexuals. [G. Hekma, Homoseksualiteit in Nederland (Amsterdam 2004); P. Koenders, Tussen christelijk réveil en seksuele revolutie. Bestrijding van zedeloosheid in Nederland, met nadruk op de repressie van homosek- sualiteit (Amsterdam 1996); H. Warmerdam and P. Koenders, Cultuur en ontspanning. Het COC 1946- 1966 (Utrecht 1987). ]
  • [注8] 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
分类
文化 社会

当“弱者”拥有“特权”,这会是一个怎样的社会

图片


在荷兰,所有人都有个心照不宣的共识:开车进城,是一件很麻烦的事。以阿姆斯特丹为例,长期以来,这个城市的规划者们绞尽脑汁地琢磨着如何减少汽车停车位,要不就是再次提高停车费(目前是4.5-7.5欧/时)来达到“干掉汽车“的目的。

“干掉”这个动词真不是夸张,阿姆副市长Melanie van der Horst接受采访时候的原话就是“let’s take out the car”!这不,今年12月该城市将通过一项新的提案,要求在城区内开车的最高时速从50公里/时降到30公里/时。哎,想想就知道,被迫开慢车对司机来说,简直是现代一大酷刑吧?

我的荷兰语老师Camille恰好是个老阿姆人,今年74岁。他对于开车的观点应该具有一定代表性:“我讨厌开车。你开车的时候,到底获得了什么呢?速度?效率?提前出门不好吗?我,作为一个人,开车从A点到B点,除了根据红绿灯启动、停下以外,路上的一切都与我无关。太!无!聊!了!吧!骑车就不一样了,你和你周遭的一切都在互动。我和太太要是外出旅行,谁做司机这件事是需要划拳的,谁输了谁开。”

1)“请注意,汽车是客人。谁是主人?骑自行车的。”

荷兰的自行车道路是红色的,很像国内公交快线的颜色。有次晚上回家,我和一个朋友并排骑在一条宽敞的自行车和汽车共享的车道上,后面跟着一辆汽车,车灯亮晃晃的,我下意识加速想避让。他指了指地上的字,“Auto te gast”(car to guest),对我说,没事,他就应该在后面龟速开着,它在这条路上是客人。

我惊讶,还有这种道路设置?简单通过几个字,整个车道的“权力关系”就被动态改变了。四个轮子天然拥有某种霸权,即便全球的交通规则都是保护弱者,但你得承认,它对骑行者/步行者所造成的潜在威胁,还是无处不在的。我还记得我当时是将信将疑的,心脏扑腾扑腾地同时开始减速,开始习惯某种理所应当。挺神奇的感觉。我猜是一种弱者莫名其妙被赋予“特权”后的适应过程。

就我所知,大型城市在汽车和非机动车之间的安全考量,基本上就是三大类,分离车道,大量标志和交通信号灯的设置。荷兰城市规划局想出来了这么一个“自由裁量“的方式,既不强制,又让骑行者从弱势心理上获得安全感,关键是…这成本多低啊!简直是一种双赢的谈判!不得不说,这很荷兰。

2)“超车?没用!不如悠着点儿”

“荷兰本地的出行方式中,汽车实占20%的份额,而这20%中高达55%是游客在开车。”这是一份2021年的一份出行报告统计。换言之,骑行者之间在车道上的“较量”实际上更无处不在。首先,电动自行车就升级成为了新的霸主。它们自行其是,旋风而过,闪躲不及确实也有危险。但话说回来,两个轮子之间的冲突结果,可能是尴尬,可能是谩骂,但据我所知,需要出动救护车的比例是很低的。

对我来说,这种相对平等的“较量”从形而上层面教会了我,“再急,也没用”。因为,荷兰主干道上的红绿灯实在是太多了!电动自行车再快,再酷炫的超车扬长而去,基本上,下一个红灯处,你又总能看到对方的身影。

图片骑自行车也可以送外卖,送外卖也可以是女性,图/yanyan

还记得自己刚到荷兰的时候,还带着一种骑车也要比别人快的“卷王”心态,常常忍不住各种弯道超车,久而久之发现,只要红绿灯数量不变,兔子永远得在不远处等着乌龟。而且我越发理解Camille的那句话,“骑车时你和周遭的一切都在互动”。我不乏听说几个成长于北美大型城市的人,由于从小在汽车为主导的城市中长大,来荷兰后他们感受到了骑车出行的曼妙。不仅如此,他们的孩子在荷兰长年坐在bike cargo里头,这是一个没有“车顶”的场域,他们可以与过往的行人和骑行者进行眼神上的交流。最重要的,这个开放性也逼着孩子们从小就接受“大风大雨也要笑对人生”的心态。

回头比较一下坐在汽车后排宝宝椅中捆着安全带的娃娃,青菜萝卜哪个好?我只知道这几人的孩子有一次怯生生地问:我们能搬家到荷兰吗?

3)城市运行的管理者:优化而非管制

前面基本上是以骑行者视角,谈了谈骑车的好处。那么,城市道路的设计者该如何让骑车的人持续地喜欢自己的出行方式呢?解决方案之一:让骑行者在等红灯这件事上,花费尽量少的时间。就个人不完全统计/观察,即便在最繁忙的市中心,骑行者等红灯的时间也很少超过1分钟。甚至一些传统的信号灯在“倒计时”时会加速,目的就是为了减少非必要的等待时间。

以乌特勒支投入使用的一种交通系统为例,这个系统叫FLO系统(也有谐音flow心流的意思)—— 系统装有传感器,距离几十米外就可以确定骑行者的速度和人数,高效平衡右转车辆和骑行者之间的冲突。这个比较新的系统,测量人们的个人速度,并根据对绿灯周期的计算,给这些骑行者一个关于该速度的个人建议。其中最应该知道是,这一次你再努力也不可能赶上绿灯,慢点儿吧。就这样,也潜在减少了事故发生率。试想一下,同样一段路线,开车很快但停车需要花费大量时间,而与此相比的骑车体验却如丝般顺滑。大家会倾向选什么?

图片荷兰街头的骑行者,图/yanyan

4)自行车文化:根深蒂固的“平等”

回到原点,自行车是如何成为荷兰文化至关重要的一部分的?它又从什么维度影响了人们的心智呢?

图片一个完全organic的街头瞬间:交通协管、骑车带仨娃的妈妈、电车驰骋而过,图/yanyan

20世纪50年代,欧洲各国汽车所有者大量增长,与此同时,空气污染、与交通有关的死亡也大幅增长。在交通事故伤亡的高峰期,死亡人数每年远超过3200人。那时候的荷兰从二战后开始经济复苏,但大量的汽车、卡车、轻便摩托车纷纷撞向自行车、行人,特别是儿童。而政治家、政府规划者却在默许街道的机动化。于是,荷兰人自70年代起,不断表达不满,开展各种运动(Stop de Kindermoord),直到最终城市路政的建设以“自行车“为核心一点一滴地被重新塑造。时至今日,人们所看到的大规模的自行车基础设施的投资,很多来自于高速公路的预算,这也是荷兰的一大特点了吧。


再多说一句,荷兰因其特殊的地理因素,历来有与“自然搏斗”的传统。而骑车这一通勤方式还可能顺带消除了社会地位间的差异:任何一个顶着十级大风在堤坝上艰难与自然抗争的骑行者,在那一刻,一定是同样的坚强并窘迫着。


荷兰在线特约撰稿 |yanyan

分类
文化 艺术

艺术的韧性:荷兰艺线2023再起航,在挑战中联结网络与现实

在过去三年中,全球文化与艺术领域的从业者在物理空间与精神世界中都经历了备受挑战的特殊时刻,同时也展示出了如同艺术作品穿越时空般的韧性。

荷兰艺线NCIO就诞生于这样一个新冠疫情造成艺术断联时期,如今在逐步恢复如常的艺术土壤与空气中,我们将继续陪伴中荷艺术界从线上到下线,开启今年的荷兰艺线。

2023年度的首期推介,将由知名荷兰策展人何京蕴(Anouchka van Driel)为我们从文化角度窥探荷兰当代影像艺术的一隅。

策展人阐述:

“艺术和文化对社会的普遍价值毋庸置疑,但具体价值一直在争论中。如果想象一个没有艺术人性化效应的社会,你将不得不舍弃很多生活的乐趣以及社会和教育发展中很重要的东西。当我们谈论艺术和文化的价值时,最重要的因素通常是内在的——艺术和文化如何照亮我们内心的生活,丰富我们的情感世界。

这组视频的共同主题是呈现艺术家从制作者的角度对艺术和文化现象及其价值的批判。这些视频本身也是独特的影像艺术作品,试图从多个视角探究文化。它们通过不同的策略实现这一目的,例如通过研究艺术家的个人艺术生涯,调查艺术家与父母的关系,以及通过揭示一个被其员工永久冻结罢工的博物馆的内部运作。通过这些独特的视角,我们可以通过我们与艺术品、艺术家和我们参观的博物馆的相遇,来思考文化带给我们自己生活的价值。”

图片

——何京蕴(Anouchka van Driel)

影像艺术起源于20世纪初,当时的实验性艺术家和电影制片人在探索影像和声音的结合时,创造了早期的实验电影作品。逐渐地,这种使用新型媒介进行艺术创作的趋势在世界范围内流行起来。

今天,当代影像艺术具有非常多样化的形式和风格,涵盖了电影、录像、数宇图像、装置艺术、互动媒介等多种形式,已经成为一个包罗万象的概念。那么,在荷兰,当代影像艺术发展地如何?艺术家通过何种视角剖析社会、文化和生态?


图片

《秘密罢工梵高博物馆》 

作者:艾丽西亚·弗拉米斯(Alicia Framis)

图片

《秘密罢工梵高博物馆》 图片鸣谢艺术家以及LIMA

图片

《秘密罢工梵高博物馆》 图片鸣谢艺术家以及LIMA

在阿姆斯特丹的梵高博物馆里,一切都很平常。从室外开始,一辆载着学童前来参观博物馆的大巴车已经准备好进入,员工们正在执行他们日常的任务。摄像机在建筑物中巡游,从外面的人行道开始,然后逐层向上移动。当拍摄进行时,所有正在进行的活动——如果有的话——都停止并被冻结。每个人都瘫痪了,从售票处的女士、清洁工、保安人员到其他几十名员工。留下来的是一种被暗中编排的肢体场景,它们停滞不前、看似毫无意义。弗拉米斯一直在想,如果我们停止每天都做的事情,就这样日复一日、时复一时,那么会发生什么?在真正的罢工中,人们有意识地放下工具,作为达到另一个目的的手段,而弗拉米斯的秘密罢工表演则是关于与我们自己的对抗。罢工可以是个人的、小型的、谦逊但却充满力量的;如果每个人每天停下工作几分钟来思考或抵抗,这可能比一次大规模计划好的罢工更危险。

图片

艾丽西亚·弗拉米斯,图片鸣谢艺术家以及LIMA

关于艾丽西亚·弗拉米斯

艾丽西亚·弗拉米斯是一位西班牙/荷兰艺术家,居住和工作在阿姆斯特丹,因其对当今社会的妇女和少数民族问题的社会参与而被认为是欧洲最重要的艺术家之一。作为一名艺术家,她进行了大规模的干预,以撼动系统和惯例。她的干预,通常是与市民合作完成,可以看作是结合了艺术、建筑、设计、服装和表演的社会雕塑。公众参与是弗拉米斯艺术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她的作品为共同生活创造了新的可能性。

弗拉米斯的作品已经广泛在世界各地的博物馆、画廊和公共空间展出。她的许多作品被永久收藏,包括美国的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赫希霍恩博物馆、中国北京的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美国的纽约巴里奥博物馆、费城博物馆、瑞士的米格罗斯当代艺术博物馆、荷兰的博伊曼斯·范·本宁根博物馆、日本的京都国立现代美术馆和荷兰的拉博艺术收藏等。弗拉米斯代表荷兰参加了第50届威尼斯双年展的荷兰馆(2003年)。

图片

《如何向我的父母解释?》图片鸣谢艺术家以及LIMA图片

《如何向我的父母解释?》图片鸣谢艺术家以及LIMA

你是否曾经试图向你的父母解释你的工作以及你的热情所在?这通常是徒劳无功的——你逐渐走自己的路,在成长的家庭之外发展自己的兴趣,而在许多情况下,家庭历史、性格和复杂的关系也会妨碍这一过程。

对于视觉艺术家而言,这甚至更加困难。在艺术的语境下,艺术家们可以理所当然被理解:他们接受过培训,可以通过特定的话语来解释和推广他们的作品。但是,这种话语并不能帮助他们与父母建立联系:亲爱的儿子或女儿的艺术被小心翼翼地避免作为谈话的话题(就像宗教和政治一样),以保持和平相处。

这个可识别的主题是莱纳特和桑德视频系列的灵感来源。他们招募了几位创作抽象而晦涩作品的艺术家,并将他们与父亲和/或母亲一起置于中立的灰色空间中——艺术家总是非常微妙地坐在略低的椅子上。由此产生的对话是令人痛苦的对峙,但这个过程也常常令人感动,有时也很滑稽。

关于莱纳特和桑德:

莱纳特和桑德是两位荷兰艺术家,这对朋友认为独自工作越来越无聊,决定合作进行与艺术相关的项目。自从他们的第一个视频《巧克力兔》(Chocolate Bunny)以来,他们一直在制作商业广告、电影片头、艺术电影、纪录片和装置艺术。他们的目标是制作简单而具有沟通性的作品,几乎不考虑当代艺术和商业项目之间的现有界限。他们高度美学化、幽默和专注的作品经常以简单但非常有效的方式挑战媒体及其观众。他们的作品被选入纽约、里约热内卢和奥伯豪森等国际电影节。

桑德尔·普拉格(Sander Plug)(1969年生)是一位导演、摄影师、视觉艺术家和设计师,以其理念驱动的方法、极简主义美学和构图语言而闻名。他的一系列作品为他赢得了众多奖项和国际荣誉,如安迪金奖、Clio Image、荷兰设计奖、英国箭头奖和米兰设计奖。拥有工业工程学位和美术硕士学位的Sander拥有一种真正无法复制的风格,将巧妙创意和精细执行的最佳部分融合在一起。他还是莱纳特和桑德工作室的创意总监。

勒纳特·恩格尔伯特(Lernert Engelberts)(1977年生)是艺术总监、电影导演和视觉艺术家,以其概念电影、装置艺术和敏锐的时尚美学而闻名。在冷幽默感驱动下,他简单而惊人的方法赢得了众多奖项、国际荣誉和行业广泛认可。自2007年以来,他是莱纳特和桑德工作室的创意总监之一。

图片

《我的艺术家生涯,南·乌弗》图片鸣谢艺术家以及LIMA图片

《我的艺术家生涯,南·乌弗》图片鸣谢艺术家以及LIMA

作为一个年幼的孩子,她与祖父母一起生活在长岛,喜欢观看船只的来来往往,而不是与其他孩子玩耍。这个主题贯穿了她的一生。去哪里,来自哪里?11岁时,南决定成为一名艺术家,因为这是她能够做自己的唯一方式。从那时起,她便“戴上了眼罩”,艺术成为她的生命之火。

“我的生活”(My Life)是关于生命本身的三部系列短片。这个系列涵盖了生命中所有重要的主题:家庭、爱情、失落、成功和痛苦。在这些短片中,杰出的女性回顾了自己的人生。她们都追随自己的激情,过着自己梦想中的生活,但代价是什么呢?

关于拉克&穆斯肯斯:

2002年,奎琳和海伦娜(Quirine & Helena)在巴塞尔的蝰蛇节(Viper Festival)上凭借短片《塔》(The Tower)获得了蝰蛇奖(Viper Award),该短片讲述了一个奥地利贵族嬉皮家庭的故事。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购买了该短片,以研究其叙事和编辑技巧。她们的电影和纪录片,如《庆祝》(Celebration)、《回来的凯特》(Come Back Kate,)、《我爱威尼斯》(I Love Venice)和《回到过去》(Back to the Past),均由Films Transit International Montreal、Eye International Amsterdam、LIMA Amsterdam、Off the Fence Amsterdam / London和Video Data Bank Chicago发行。


荷兰艺线 NCIO 2023

视觉艺术和设计项目合作伙伴:

LIMA

(Living Media Art Foundation)


LIMA 工作室,图片鸣谢LIMA图片

LIMA 工作室,图片鸣谢LIMA图片

LIMA 工作室,图片鸣谢LIMA

关于LIMA:

LIMA是位于阿姆斯特丹的杰出媒体艺术平台。LIMA的所有活动旨在促进对媒体艺术和技术的批判性理解,并实现对媒体艺术的可持续访问。在国际层面上,LIMA是媒体艺术保存、研究和分发领域的先驱和专业中心。作为一个发行商,LIMA代理一系列艺术家——从早期先驱到新兴艺术家,并支持他们展示和推广新作品。LIMA收藏了Lijnbaan Center、MonteVideo、Time Based Arts和De Appel的藏品。


荷兰媒体艺术的记忆不仅通过LIMA的收藏和档案得到保留,而且通过她面向各种博物馆、艺术家、档案馆和收藏家提供的数字资料库和保护服务得到保留。与跨学科的国内和国际网络合作,LIMA研究和开发为艺术家和机构提供服务和工具,以及处理数字艺术的方法和实践。LIMA积极制定最佳实践指南,开展案例研究,并通过项目、讲座、演示和研讨会分享知识。通过各种(在线和离线)项目、活动和活动的公共计划,不断探索保存和分发媒体艺术的新方法。

是的,当代影像艺术不仅是一种表现形式,同时也蕴含着着重要的社会意义。

本期介绍的这些来自荷兰的当代影像艺术作品,以艺术家对艺术和文化现象及其价值的批判为基调,通过多样的路径和不同的角度来探析文化和生活背后的关系,是否也唤起了你的关注和思考?

图片

分类
文化

一文了解荷兰顶尖理工大学

荷兰外商投资局

荷兰是世界上教育最普及、教育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根据最新公布的2023年QS世界大学排名,荷兰13所研究型大学全部上榜。其中,有四所顶尖理工大学组成了联盟“4TU”—— 代尔夫特理工大学、埃因霍恩理工大学、特温特大学、瓦赫宁根大学。

这四大联盟以科研能力强,创造能力强和教育能力强而知名。它们各自的优势学科是什么?当前的最新动向如何?它们是如何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农科顶流”瓦赫宁根大学将在之后介绍,本篇文章向大家介绍“3TU”。


代尔夫特理工大学:欧洲的MIT叫做TU Delft
代尔夫特理工大学(Delft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简称TU Delft)始建于1842年,位于荷兰代尔夫特市,前身为荷兰王国皇家学院,是荷兰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综合实力最强的理工大学。作为欧洲顶尖工科联盟IDEA联盟成员,据荷兰在线NLO报道,其高质量的教学及高超的科研水平在世界上具有领先地位和卓越声誉。


在2023QS世界大学排名中,代尔夫特理工大学位居世界第61位。凭借超百年的土木工程传统,学校分为 40 个系和 8 个学院,几乎涵盖了工程科学的整个范围, 拥有 25,000 多名学生和 6,000 名员工。代尔夫特理工以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的新一代工程师和拓展工程科学的前沿,为解决全球挑战做出贡献为使命。代大的排名近年来均呈现相对稳定的上升趋势,不时有小幅波动,这表明其国际地位的提升。 

图 / www.tudelft.nl


TU Delft 优势:将理工科顶配科研成果转化为商业生产力
代尔夫特理工大学在建筑、土木与结构工程、机械、航空与制造工程、水资源、交通科学、海洋/海洋工程和化学工程领域名列前茅。建筑学院是代尔夫特理工大学的王牌学院之一,也是欧洲规模最大的建筑学院之一,被认为是当代建筑规划学科最大的一个剖面。创新与多元是代尔夫特理工大学建筑学院教学的重要特色。


代大与众多跨国巨头和知名研究机构都有保持密切联系与合作,如:英特尔、微软、飞利浦、阿斯麦、壳牌、欧洲航天局、美国航天局、荷兰皇家航空公司等。例如,帝斯曼与代尔夫特理工大学共建人工智能实验室,推动生物科学创新;ABB在荷兰代尔夫特建立一个全新的电动汽车研究中心,旨在促进电动交通领域的进一步创新;微软在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建设立了量子实验室,开发量子计算机的构建模块,荷兰国家航天实验室 NLR 和代尔夫特理工大学紧密合作,为荷兰航空产业提供了丰富的专业知识。其校友包含中国科学院院士:严恺、陈宗基、飞利浦创始人Gerard Philips、壳牌公司首席执行官Ben van Beurden、安德烈·海姆等。


不得不提的是,代尔夫特的高科技生态系统也是创业孵化器YES!Delft的诞生地。凭借超十年的经验,从无墨印刷到尖端激光技术,YES!Delft已为200多家技术公司提供支持。自2005 年成立以来,它的目的在于将代尔夫特理工大学的学术研究商业化。帮助学生、科学家和专业人士创办公司,从建构商业模式,到研究市场潜力,该创业孵化器助力创业团队建立其价值主张与商业模式,并不断专注于技术创新,从而把创新的构想,转化为成功且有拓展性的事业。


TU Delft 最新进展:生活材料、水处理、医疗保健
在生活材料研究层面,据学校报道,代尔夫特理工大学研究员 Elvin Karana 参与发起的 NextSkins 项目获得了 400 万欧元的资助,在这笔资金的支持下,他们将在未来五年内开发两种多层次的治疗和再生生命材料,每种材料都有不同的应用领域,例如用于治疗人类皮肤病的医疗保健;以及高性能应用,例如运动防护服。“设计生活材料将从根本上改变我们设计和使用产品的方式,”Karana 补充道,“我们的目标是开发两种可能改变许多人生活的突破性生活材料。”目前,社会影响在研究中变得越来越重要,技术开发和设计工程之间的合作也变得更加重要。


在循环水处理层面,由代尔夫特理工大学及奥尔堡大学和奥胡斯大学共同参与的一项名为 REThNk 的研究项目试图为活性污泥打开通往全球生物聚合物市场的大门,使水处理设施更具可持续性,并为循环经济产生一种新的、丰富的、廉价的原材料。22年6月份,诺和诺德基金为此项目提供了 740 万欧元的捐款资金。就像代尔夫特理工大学环境生物技术和水处理教授 Mark van Loosdrecht说的,“我们的目标是利用现在被称为“废物”的一切。”这个项目从废水生物处理技术切入,向循环经济的过渡迈出了重要一步。与此同时,荷兰顶尖的水研究机构,荷兰Wetsus (卓越可持续水技术中心) 和代尔夫特理工大学对污水的资源化利用早有深入的研究。早在八年前,它们就为此开展联合研究。


在医疗保健层面,近期,TU Delft参与的一项旨在面向未来的医疗保健的研究的战略合作获得了 6000 万欧元的投资。同伊拉斯姆斯大学及大学医学中心一起,三个机构合作向前迈出了坚实一步,联手寻找创新的解决方案来解决医疗保健面临的问题,致力为患者的护理、更健康的人口、护理的可持续性和全球创新等方面做出贡献。通过技术、社会和医学科学之间的密切合作,发展和加强科学融合健康与技术社区,来改善医疗保健的未来。



埃因霍芬理工大学:坐标“荷兰硅谷”的一匹“黑马”
埃因霍芬理工大学(Eindhove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简称TU/e),创建于1956年,位于被福布斯杂志称为“全世界最具创新精神的城市,世界级的创意硅谷”的埃因霍芬市,是荷兰乃至全欧洲最负盛名的理工科大学之一。

作为荷兰“TU”里的当家花旦,它也是欧洲卓越理工大学联盟成员。其高质量的教学,科研在荷兰和国际上享有极高的知名度,众多理工科专业实力在各大排行中稳居欧洲前十。在2023QS世界大学排名中,埃因霍温理工大学位居世界第138位。近些年学术成绩亮眼的它,是荷兰大学中的一匹“黑马”。 


从地理位置上来看,学校地处的埃因霍温市是荷兰多所科技活跃型公司(如Philips, ASML, DAF, etc.)的发祥地或总部所在地,这些公司提供埃因霍芬理工各类科技应用合作项目。

图 / www.tue.nl


TU/e 优势:迎接全球挑战提供社会化解决方案
埃因霍温理工大学主要的研究领域是能源(尤其是清洁能源)、生命科学(医药与医疗设备)以及智能移动(先进电动汽车、智能交通等)。凭借这三大领域的研究背景和学术实力,埃因霍温理工大学与工业界开展了广泛的合作。如TNO Automotive,ASML,壳牌,飞利浦,Philips Healthcare,NXP,DAF Truck,TomTom等知名企业的校企合作实验室分布在各个学院


早在2015年,来自荷兰的埃因霍温理工大学的太阳能团队,曾设计出过一款太阳能汽车,最高时速126千米/小时,并在世界太阳能挑战赛中获得了冠军。多年来,该团队为参加世界太阳能挑战赛制造了许多超级高效的太阳能汽车。


由荷兰埃因霍温理工大学研发、Preceyes公司产业化的显微眼科手术机器人系统,可协助外科医生完成精确度要求极高的手术,提高临床效果,并有助于发展创新的外科技术。
该大学的关键优势之一为基于全球挑战进行、与时俱进的课程设置。在埃因霍温理工大学,学生会被引导从工程师的角度关注并解决全球挑战。埃因霍温理工关注的主要方向有可持续能源、未来城市、便携式健康传感器(如可随时更新心跳频率数据的手表等)、无人驾驶汽车、可预测群体行为的数据模型等,而教授这些课程的老师也正是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专家。


TU/e 最新进展:智能出行、可持续农业、光子集成技术
在智能移动方面,根据学校近期报道,目前,埃因霍温理工大学的学生团队开发了一种可持续的电动汽车,在行驶时从空气中捕获二氧化碳,通过储存捕获的二氧化碳然后进行处理,这可以为减少全球变暖做出贡献。学生们将在未来几年继续改进车辆,目标是使整个汽车能源在生产及使用过程中达到二氧化碳排放平衡并能够最终上路。此外,该团队致力于在未来实现材料的最佳可循环利用性。

图 / www.tue.nl


在可持续农业方面,一家由埃因霍温理工大学入股的且由该校毕业生创始的初创公司 VitalFluid 正在研究一种新颖且可持续的施肥方法。通过模仿闪电的自然现象,该公司进一步完善埃因霍温理工大学开发的技术,对其进行验证并将其推向市场,期望开发出温室园艺中化学农药的替代品。


与此同时,在电子信息产业和硬件产业,一家生产高端光子集成电路的独立纯代工厂SMART Photonics,于7月21日与埃因霍温理工大学签署了长期战略合作协议。此举旨在进一步加强磷化铟(InP)光子集成技术的发展,为终端客户提供一条畅通的新技术路径。这将推动许多应用和新兴技术的变革,并有望助力解决关键社会挑战和将技术解决方案提升到新水平。

特温特大学:荷兰最具企业家精神的大学
特温特大学(英文:University of Twente, 简称UT),也被称为屯特大学。成立于1961年,位于荷兰恩斯赫德。作为欧洲创新型大学联盟成员之一,特温特大学是一所极具现代企业精神的综合性高等学府。


在2023年QS大学世界排名中,特温特大学位列212名。特温特大学在纳米技术,集成电路设计,化工等领域处于世界领先水平,此外计算机科学和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同样名列前茅。同时涵盖理、工、文、管等多学科,将技术、科学和工程与社会科学相结合是特温特大学的特色。特温特大学的建立,为推动荷兰东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和高新科技发展起了巨大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特温特大学同时也是全球最早配备最快速网速的大学之一,早在2012年,校园内的网速便高达到每秒1千兆,和美国斯坦福大学谷歌所建立的高速校园网络速度持平,这也说明了特温特大学身处互联网技术的前沿。

图 / www.utwente.nl


UT 优势:精研学术的内驱力造就师生全员的创业活力
特温特大学的学术氛围浓厚,倡导前瞻性的科学研究,鼓励师生进行跨学科学习。目前特温特五大核心研究领域包括纳米科学,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管理学和可持续能源。


与此同时,特温特大学具有外向型视角,除了鼓励学术研究以外,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大学的企业化导向,因此也被称为荷兰“最具创业精神”的大学。学校会入股扶持其毕业生和教职员工创办具有发展潜力的公司,并且和特温特科学产业园进行紧密合作。学校还大力推崇和支持学生创业并与相关业界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成效显著。位于大学校园的产业园中分布着 800 多家充满活力的衍生公司,而这一数字和学生的比例超过了世界名校麻省理工学院。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创业”一直是特温特大学相关政策关注的焦点。迄今,特温特大学已经培育了 700 多家新创企业。在长期的创业教育过程中,特温特大学确立了一个基本的理念:“只有当教师从事了真正的创业活动,才可以从事创业教学。”此外,凭借着“High Tech, Human Touch(高新科技,人文关怀)”的校训,特文特大学对于新技术的探索并不是孤立进行的,而是与行为科学、社会科学以及管理科学联系起来,把高新科技和社科人文充分结合。


特温特Kennispark创新园区基于“三螺旋模型”,聚集了430多家公司和特温特大学,是荷兰最大的创新园区。早在2013 年,该园区因其在创新、技术发展以及教育和创业机会联系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而荣获最佳商业园区奖。该奖项凸显了公司与特温特Kennispark合作伙伴之间的良好合作:恩斯赫德市,特温特地区,特温特大学和萨克森应用科学大学。
加拿大特力马公司在阿纳姆建立一个试点工厂,让废旧橡胶也获得了被回收再利用的机会。该公司与在聚合物和橡胶研究领域有着卓越声誉的特温特大学和温德斯海姆应用科学大学合作开展研发。 特温特大学在各领域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学者,包括2009年斯宾诺莎奖的得者Albert Van den Berg,荷兰的国防部长Ank Bijleveld,蓝牙的发明人Jaap Haartsen,奥林匹克、欧洲及世界的游泳冠军Marleen Veldhuis以及布里斯托大学的人工智能教授Peter Flach等等。值得一提的是,booking.com; takeaway.com等都是特温特大学校友的创业成功案例。


UT 最新进展:生物医学工程、道路交通管理、芯片制造
在生物医学工程层面,假肢一直是一个前沿性研究课题。通过与世界领先的假肢公司 Ottobock 合作,特温特大学在 7 月于鹿特丹举行的国际康复周大会上展示了一项新的假肢技术,该技术基于肌肉骨骼建模的概念,代表了广泛使用的机器学习方法的替代方案。

图 / www.utwente.nl


在道路交通管理层面,特温特大学是Panoptis项目的参与方之一。7月,在西班牙和希腊的部分道路,Panoptis无人机实时执行了道路监控任务,这是大多数无人机无法做到的。将来,无人机将在道路基础设施之外飞行,并监视异常的不同类型,例如汽车事故,滑坡和其他障碍车道的物体。


另外,在人工智能发展层面,在6月底于鹿特丹举行的欧洲机器人论坛上,特温特大学出席并展示了最新的机器人创新并取得良好反响,这是欧洲最具影响力的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活动之一。特温特大学拥有机器人技术中心(RCT),其研究主要分布在三个领域:医疗保健机器人技术;工业机器人技术;社会机器人技术。


以芯片制造方面为例,荷兰特温特地区目标成为欧洲芯片设计中心,致力于在其中发挥先锋作用。特温特大学、MESA+纳米技术研究所和该地区的数十家公司已在特温特芯片技术产业群展开合作,该产业群将确保这一雄心勃勃的计划得以真正实现。而特温特之所以在芯片设计领域有如此大的潜力,这与特温特大学产学研的深度融合离不开关系。


总体来看,特温特大学的科学研究聚焦在以下主题:通过个性化技术改善医疗保健;创建智能制造系统;用智能材料塑造我们的世界;设计数字社会等。特温特的科学家、教育工作者和学生运用独特的跨学科和卓越的科学学科方法去应对全球挑战。

产学研深度融合,创造智能解决方案
上述荷兰顶尖联盟的组成是为了共同加强和汇集它们的技术知识,以培养足够数量的高素质工程师和技术设计师,开展国际标准的优秀和社会相关研究,用技术优势助推研究机构和企业之间的合作,加强和汇集技术部门的知识和创造力。

从可持续农业到生物医学工程领域,并与各类企业和机构的合作,上述三所高校的案例展现了通过组成“产学研合作战略联盟”,依靠产学研战略平台,高校和企业及政府之间可以实现资源共享、共同交流与合作,不断取得技术创新和突破性的科技成果,从而实现了真正的产学研合作。


在荷兰参与研发创新,不仅可以让企业提升自身所追求的目标,还可以享受当地活跃的产学研环境,并为工业创新、清洁能源、永续供求等联合国可持续目标创造智能解决方案,更从容地应对当前和未来未知的挑战。

分类
文化

火爆全球的神剧《SKAM》荷兰版编剧:她的生活就是电影

近几年,一部青春成长剧电视剧《SKAM》火遍全球,相信没看过的人应该也都有所耳闻了。它的豆瓣评分高达9+,虽然源于挪威,但很多观众纷纷表示:荷兰版翻拍的最好,甚至超越了原版。

《SKAM》荷兰版剧照

荷兰的影视传媒行业人才济济。今天我们要介绍的便是——《SKAM》荷兰版的编剧Ashgan El-Hamus。她除了是编剧,还是一名导演,于2017年毕业于荷兰电影学院。编剧是她的专业,但相比于当一名编剧,她更想成为一名电影人,创作出“别人一眼就能看出来这是Ashgan”的作品。

Ashgan El-Hamus

她的处女作《Birdland》获得了多达13项的提名——这是一部情感非常私人化的感人短片,展现了和母亲过房车生活的8岁女孩Skye对自由和束缚的理解,表达了女性对于突破禁忌的渴望。Ashgan希望能在创作中“小事化大”,对那些看似微小的故事进行放大化呈现。


除此之外,她也是《Het Parool》(于1941年始于阿姆斯特丹的报刊品牌)的“专栏和意见”和“艺术与媒体”板块的专栏作者。她以中间人的身份试图从电影中捕捉生活,从生活中捕捉电影。她的文字本身也极具电影感,以短句居多,寥寥几笔勾勒出一个又一个“电影”瞬间。

《SKAM NL》 ——追逐真实

写剧本本身于Ashgan而言并非难题,但在捕捉真实和发挥个人创造力间找到平衡绝非易事,在不同限制条件下需要注意的细节也不一样:《SKAM NL》是青春成长剧,这意味着你得确保角色们说的话足够“青少年”,而不是试图去渗透太个人的语气和观点;它并非原创剧,这就要求和原版保持一定一致性。《SKAM》系列的写作不仅局限于剧本,还包括角色社交软件上对话的设计——这些聊天截图会和剧集同步更新。Ashgan 认为网络生活确实是年轻一族生活中非常重要的部分,而《SKAM NL》的目的正是呈现更真实的荷兰青少年生活。她很高兴自己18岁的弟弟能从剧中找到共鸣。她意识到有相当一些荷兰剧倾向于简单化青少年的世界,比如它们并不会涉及“因喝醉而搞砸”等常见问题。但当16岁初次恋爱被甩这事发生在你身上时,这其中包含的的情绪非常复杂,并非感叹一句 “恐怕这就是青春期吧”就能大步迈开的。

《SKAM NL》的创作于 Ashgan 而言绝非一帆风顺,除面临职业能力上的挑战,这还是一段自我探索之旅。当时的 Ashgan 已从荷兰电影学院毕业,正在比利时攻读导演相关的学位,但她意识到兼顾两者并不可行,而她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最终,她决定放弃已完成一年的学业。

事实上,Ashgan 导演意识可以说是与生俱来,即便在编剧系学生时期,她就习惯于从导演视角写剧本,而每次交出剧本,她总要恋恋不舍,失去控制的感觉并不好受。甚至有导演专业的学生向她表示很想执导她的剧本,但始终认为这一步由她本人完成更合适。

《SKAM》荷兰版经典场景,五个好朋友去往派对途中


《Birdland》——失去控制

Ashgan 将未上架的电影比作是冷藏在冰箱里的心。等待数月后,她总算把“冷藏的心”——片长约16分钟的《Birdland》从冰箱里拿了出来。在首映前,她邀请10岁女主角和她的家人一起预先在小屏幕前看一次短片,不料被拒。这个“唯一害怕的事物是蝴蝶”的女孩决定第一次看到短片中的自己要是在大屏幕上,而且要盛装去看。Ashgan 不免担心:她能承受“一次照16分钟镜子”吗?她决定放映期间尽可能地坐在女孩身旁,让她稍有害怕就握住自己的手。但女孩不乐意,除了自己的手外她不会握紧任何人的手。

失去作为导演掌握全局的权力,这可不是她想要的,于是她决定和赞助人再次作出争取,告诉女孩毫无心理准备的首映体验可能比想象中的吓人,毕竟电影屏幕本身很大,且演员坐得离屏幕非常近——女孩从未离自己的脸那么近过,万一这次她新发现一颗痣呢?但她得到的答复始终如一。

失去控制与否或许并不那么重要。如果有机会,Ashgan 还是想在首映前请这位倔强的小演员去喝一杯热巧克力。女孩或许会在除屏幕外一片漆黑的放映厅里身着盛装悄悄流汗,但又如何?或许一些孩子不需要他人保护,因为他们足以保护自己,只要他们身处的地方没有蝴蝶。

首部作品《Birdland》的海报,右上角为位于乌特勒支的荷兰电影节标志

选角=相亲?

Ashgan 认为作为导演很难不爱上自己执导的角色,而选角的第一天就像去参加漫长的一连串相亲。选角过程中她总会问自己:我想要什么?我的眼前所见都是真实的吗?

有一次她要寻找一位“充满母爱但没有能力照顾好自己儿子的27岁母亲”。来面试的女性们没有任何在镜头前表演的经验,但这种一片空白正是她想要的,因为她们更能“做自己”。她们给不了导演所期待的,但有时候作为导演也不知道自己在期待些什么。她们像是在试镜过程中给导演留下了经过精心挑选的自己内心微小的一部分,而这足以让人感到诚惶诚恐。

有时候 Ashgan 会想要冲过去给她们一个拥抱,但在疫情期间她能做的只有尽可能地将胳膊伸向她们,以便感到与她们更近。

生活中的电影瞬间

当被问到“什么是你眼中决定性的电影瞬间”时,Ashgan 选择用美国诗人、歌手 Leonardo Cohen 的话来形容——“万物皆有裂痕,因为这正是裂痕、失败和死亡的真相。只有接受了这些真相,我们才能更快乐地生活。”她倾向于描绘人类不完美的那一面。苦恼是每个人都会面临的,想到这或许会让人好受些。

Ashgan 总是会将眼前的“正发生”与耳机中的音乐进行匹配,反之亦然——这是她的“职业病”时刻。于她而言,在 Lana Del Rey 的歌声中,人们脸上的微笑看起来不一样了;在特定天气下就该听特定音乐。一开始,她对自己的做法抱有担心。她意识到并不是什么都具有故事感,并不是什么生活片刻都能成为电影片段,也不是什么音乐都会成为电影配乐。一些人遭遇心碎,事实而已,何来美感;某个人或许并非朝自己哈哈大笑,而不过是听到了什么好笑的播客。为此,她决定暂停播放耳机里的音乐。

但她依然很难不分心;她没法不去捕捉生活中的那些电影片段。她看向那正吃着午餐的男人。他满眼倦意、头上的鸭舌帽帽檐弯曲、穿的是工装裤,正和他的狗分享一块带葡萄干的面包呢。此时此刻,Ashgan 意识到:生活就是电影!

站在渡轮上,Ashgan 思索着电影与现实生活间的关系。

图中右侧的建筑为阿姆斯特丹眼睛电影博物馆(EYE Filmmuseum),在 Shortcutz Amsterdam 短片节颁奖礼上,Ashgan 的短片《Birdland》曾在这里放映。

董心怡 Xinyi:阿姆斯特丹大学媒体与文化(电影研究)专业在读(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