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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许多关注荷兰的中国朋友来说，“荷兰盾”这个名字可能勾起了对欧元启用前那个时代的模糊记忆。

但你知道吗？有一种“荷兰盾”其实一直流通至今，并且即将在2025年6月底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更令人惊讶的是，这场货币更迭，竟然牵扯到了与荷兰在欧洲本土并不接壤的法国！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一起揭开这层面纱。

“荷兰盾”的终章，加勒比新货币登场

我们这里说的“荷兰盾”，并非指欧洲荷兰曾经使用的货币，而是指荷属安的列斯盾（Netherlands Antillean Guilder, ANG）。

自1952年起，它就作为前荷属安的列斯群岛（包括库拉索、阿鲁巴、博内尔、圣马丁、圣尤斯特歇斯和萨巴）的流通货币。

随着2010年荷属安的列斯解体，各岛屿地位发生变化，库拉索和荷属圣马丁（Sint Maarten）成为了荷兰王国框架内的自治国。

根据库拉索和圣马丁中央银行（CBCS）的最新公告，全新的加勒比盾（Caribbean Guilder, 货币代码 XCG）已于2025年3月31日正式成为这两个加勒比荷兰自治国/构成国的法定货币，加勒比盾也因此成为目前全球最年轻的货币。

旧的荷属安的列斯盾（ANG）将与新币共同流通至2025年6月30日，之后便不再是该地区的法定货币，世界上也就不再存在以“荷兰”开头，以“盾”结尾的法定货币了。

好消息是，两种货币的兑换比率是1:1，价值完全相等。并且，无论是旧盾还是新盾，都与美元保持着1美元兑1.79盾的固定汇率。

民众和企业可以在2026年3月31日前，在商业银行将旧币换成新币。而中央银行则更为“长情”，兑换窗口将开放长达30年，直到2055年3月31日！

要特别提到，新币的设计也颇具加勒比风情。

从封面图中可以看出，纸币以“海底世界”为主题，印有两岛斑斓的海洋生物和文化地标。硬币则一面是荷兰国王威廉-亚历山大的肖像，另一面是当地特色动植物，并分别标注“库拉索”或“圣马丁”，但在两国均可通用。

这场新货币的推出并非一帆风顺。

早在2010年荷属安的列斯解体时，发行新共同货币的计划就已提上日程，最初甚至希望在2014年或2021年就能实现。

但由于经济、政治、法律以及后勤方面的重重挑战（还受到了疫情的影响），计划一再推迟，从2023年、2024年，最终才定在2025年落地。

这漫长的等待，本身就折射出在旧联邦结构解体后，即使是两个联系紧密的自治国之间建立新的共享机制，也充满了复杂性。

一岛两国，欧洲邻居的美洲奇遇

那么，这场货币更迭和法国有什么关系呢？

关键就在于荷属圣马丁（Sint Maarten）。这个使用新加勒比盾的地方，并非一个孤岛，而是与法属圣马丁（Saint-Martin）共同分享着加勒比海东北部一个面积仅80多平方公里的小岛——圣马丁岛。

这意味着，在欧洲本土被比利时隔开、并不接壤的荷兰王国与法兰西共和国，竟然在远隔重洋的美洲拥有了一段陆地边界！

这对于习惯欧洲地理格局的人们来说，无疑是一个既意外又有趣的发现。

圣马丁岛位于小安的列斯群岛，距离波多黎各以东约300公里。它是世界上由两个主权国家分割的、有人居住的最小岛屿。

岛屿北部约占60%（约53平方公里）是法属圣马丁，属于法国的一个海外集体；南部约占40%（约34平方公里）是荷属圣马丁，是荷兰王国的一个构成国。有趣的是，虽然荷属面积较小，但人口密度更高，全岛人口最多的聚居区也位于荷属。

这条边界线长约15.5至16公里，从西部的库珀科伊湾（Cupecoy Bay）蜿蜒至东部的牡蛎塘湾（Oyster Pond），穿越陆地和著名的辛普森湾泻湖。

最奇特的是，这条国界是完全开放的！没有海关，没有边检站，甚至连明显的标记都很少。

你开车沿着主路行驶，可能一天之内就数次“出入国境”而浑然不觉。边界的存在，往往只能通过路边的欢迎牌、两国国旗，以及一座为纪念《康科迪亚条约》300周年（1948年立）而建的方尖碑来感知。

边界的诞生，殖民印记与一纸合约

这条奇特的边界是如何形成的呢？

这要追溯到17世纪中叶的欧洲殖民历史。1493年哥伦布发现了该岛并以圣徒之名命名，但西班牙人后来放弃了这里。法国人和荷兰人几乎同时看中了这座岛（尤其是荷兰人对岛上的盐池很感兴趣）。

在共同将短暂驻扎的西班牙人赶走后，为了避免冲突，法荷双方于1648年3月23日，在岛上的康科迪亚山签署了《康科迪亚条约》（Treaty of Concordia）。

这份古老的条约规定，法国占有北边他们已开发的区域，荷兰获得南边的堡垒区。

更重要的是，条约确立了双方居民应作为朋友和盟友和平共处，共享岛上的自然资源（如盐池、渔业、港口等），并允许人员在两区之间自由流动。正是这份条约，奠定了圣马丁岛“友好之岛”（The Friendly Island）美誉的基础，并且至今仍被视为维系两地关系的基石（尽管在1648-1817年间因欧洲战事边界变动了16次，之后才稳定下来）。

关于边界划分，还有一个流传甚广的传说，法荷各派一人背对背出发，沿海岸线反向走，相遇点连线即为边界。

据说法国人带的是葡萄酒（或水），走得快；荷兰人带了琴酒，贪杯喝醉走得慢，所以法国最终分得了较大的面积。当然，这只是个有趣的民间故事，实际划分还是基于当时的占领和谈判。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边界开放了数百年，但在2023年，法荷两国还是正式签署了一项新条约，首次详细划定了边界的精确点位，并解决了关于牡蛎塘湾水域归属的一个长期小争议。

所以，即使在“友好之岛”，现代社会对法律精确性的要求也在增加。

迥异的“欧洲身份”，法式优雅与荷式活力

虽然共享一个小岛，边界畅通无阻，但法属和荷属圣马丁在许多方面却像是两个世界，这主要源于它们迥异的政治地位和与欧盟的关系。

特征	法属圣马丁 (Saint-Martin)	荷属圣马丁 (Sint Maarten)
政治地位	法国海外集体 (COM)	荷兰王国构成国
与欧盟关系	欧盟最外围地区 (OMR)，是欧盟领土一部分	欧盟海外国家和领地 (OCT)，与欧盟有特殊联系，但不属欧盟领土
货币	欧元 (EUR)	加勒比盾 (XCG) (曾为ANG)，美元广泛使用
行政中心	马里戈 (Marigot)	菲利普斯堡 (Philipsburg)
官方语言	法语	荷兰语、英语
主要通用语	英语、法语	英语
主要机场/港口	有小型机场 (L’Espérance)	拥有主要国际机场 (SXM) 和大型邮轮港
经济/旅游特色	相对宁静，欧洲/加勒比风情，美食之都 (Grand Case)，海滩 (东方湾)，精品店	更商业化，”美式”风格，赌场，活跃夜生活，免税购物 (电子/酒/珠宝)，马霍海滩观飞机
欧盟资金来源	欧洲区域发展基金 (ERDF) 等	欧洲发展基金 (EDF)，DOAG (Decision on the Overseas Association, including Greenland) 等

这种差异带来了有趣的现象，跨过一条无形的线，你就从欧元区进入了（即将全面使用的）加勒比盾区（或美元流通区）；从法律意义上的欧盟领土踏入了非欧盟领土。

法属更显法式优雅和宁静，以美食和海滩闻名；荷属则更喧嚣热闹，赌场、购物和靠近跑道的马霍海滩是其名片，商业化程度和美国游客比例也更高。

岛上主要门户——朱莉安娜公主国际机场（SXM）和大型邮轮码头都位于荷属，这使得荷属在旅游经济中占据了基础设施的优势，也带来了一定的经济发展不平衡。

文化上，这里是个大熔炉，据说居住着上百个不同国籍的人。虽然官方语言不同，但英语是全岛最重要的通用语。

此外，西班牙语（大量多米尼加移民）、法语克里奥尔语（海地移民）、帕皮阿门托语（荷属加勒比联系）等也在此交汇。

和而不同，“友好之岛”的合作与挑战

“友好之岛”并非浪得虚名，长期和平共存和人员自由流动是其底色。每年11月11日的圣马丁日，两地轮流举办庆祝活动，是岛屿团结的象征。

近年来，尤其是在共同经历了2017年毁灭性的飓风伊尔玛和随后的新冠疫情双重打击后，法荷圣马丁双方以及各自的宗主国都意识到加强合作的必要性。

2023年双方签署了一系列重要协议：

• 边界条约最终敲定，明确了界线，设立联合委员会。
• 加强警务合作，同意设立联合联络办公室，共享信息，打击犯罪。
• 深化税务合作，共同打击偷漏税。
• 历史性供水协议，荷属公司向缺水的法属供水。
• 推动教育文化交流。
• 共同探索利用欧盟资金。尽管地位不同（OMR vs OCT），但欧盟的INTERREG跨境合作计划已资助了联合污水处理厂、泻湖清理、防洪等项目。

然而，“天堂”也并非没有烦恼。

圣马丁岛面临着严峻的共同挑战：

• 过度依赖旅游业，经济结构单一，极易受外部冲击（飓风伊尔玛曾摧毁全岛90%基建，造成荷属GDP萎缩12%；新冠疫情让荷属2020年GDP锐减近24%）。灾后重建漫长，荷兰设立了由世界银行管理的信托基金支持恢复（已延期至2028年），但经济完全恢复尚需时日。
• 自然灾害的持续威胁，身处飓风带，气候变化加剧风险。
• 社会经济问题，比如存在一定的犯罪率（扒窃、抢劫等）；移民问题复杂（经济依赖外来劳工，但存在无证移民、剥削甚至人口贩运风险）；社会不平等（本地居民面临贫困、食物沙漠、教育医疗资源不足等问题）；基础设施压力大（如近期荷属爆发的电力危机影响民生和经济）。
• 治理挑战显著，历史上荷属曾面临治理和腐败指控，目前正通过与荷兰合作改善财政和公共管理。协调两边不同的法规和政策也是持续的挑战（例如，旨在加强机场联合边控的1994年法荷条约，因荷属担心影响旅游业而长期未能完全落实）。

这些挑战相互交织，一个问题往往会引发或加剧另一个问题，凸显了小型岛屿经济体的脆弱性。

从荷兰盾到地缘政治，荷兰加勒比前哨的独特视角

加勒比盾（XCG）的最终推出，不仅仅是换个货币那么简单。

它象征着荷属圣马丁在2010年后独特发展道路的一个注脚，也让它在货币上与其使用欧元的法属邻居区分更加清晰。而新币“难产”的过程，也让我们窥见了荷兰王国在加勒比地区治理的复杂性。

圣马丁岛上的法荷边界，无疑是世界地缘政治版图中的一个迷人特例。一条源于17世纪古老条约的和平分界线，在美洲大陆上连接了两个欧洲国家，并以其物理上的畅通无阻而闻名。但边界两侧迥异的政治归属和欧盟地位，又构成了其核心的张力与独特性。

这个小岛是一个生动的微缩景观，展示了基于现实需求的务实合作（尤其是在危机之时和之后），也集中体现了依赖型岛屿经济共同的脆弱性。

对于我们这些关注荷兰的中国观察者来说，圣马丁岛的故事，从即将消失的旧“荷兰盾”到这条奇特的边界，提供了一个超越欧洲本土的宝贵窗口。

它让我们看到荷兰王国作为一个复杂、多元的政治实体，其影响力如何遍及全球，并形成了独特的海外治理模式（如构成国地位、OCT身份）。

它也揭示了历史殖民遗产如何演变成当代复杂的地缘政治现实，以及在差异中寻求共存与合作的持续努力。

下次再提到荷兰，除了风车和郁金香，或许你还会想起加勒比海那座“友好之岛”，以及它背后交织的历史、地理、政治与生活故事；也别忘了这个帮你搜索资料、捣腾文字与事实核查的公众号。

荷兰海牙昨晚发生了社区冲突。

曾任海牙市议员的 Rachid 形容：“（海牙）看起来就像一个战区。”（Het lijkt wel een oorlogszone.）

来自非洲、现居荷兰的两群厄立特里亚人，在海牙举行完会议后发生争执。

双方互相投掷石块，并点燃了两辆巡逻车，警方最终使用了催泪瓦斯来驱散人群，市长发布了紧急命令以控制局势。

厄立特里亚在哪里？

厄立特里亚位于非洲东北部，红海沿岸，北接苏丹，南与埃塞俄比亚和吉布提接壤。这个国家自1991年独立以来，由于与邻国的边界争端，伴随其国内长期的政治和军事问题，导致了大量人口流动，许多厄立特里亚人选择离开他们的祖国。

荷兰作为欧洲门户，以其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较高的生活标准、较小的贫富差距和对难民的友善政策，成为厄立特里亚人到达欧洲的一个重要目的地。

在荷兰的厄立特里亚人一部分是通过移民和难民途径获得居留，也有一些是通过大型人口贩卖团伙被以非人道的手段带到荷兰，2022年就有一位从事人口贩卖的厄立特里亚男子被引渡到荷兰受审。

这些厄立特里亚人最初是为了逃避冲突、政治迫害、经济困境或是寻求更好的生活条件而来到欧洲，目前在荷兰估计总共有27000人，他们大多数是年轻男性。

为什么厄立特里亚人会在海牙聚会后发生冲突？

之所以昨晚在海牙发生冲突，是由于该国政府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出现了暴力对抗。

在这次具体的事件中，亲近厄国政府的支持者组织了会议，而反对者可能试图干扰这个会议，从而导致了双方之间的冲突。

这种冲突大多数时候是由于政治观点的分歧，或者是对厄立特里亚国内政治状况的不同看法所引发的。

根据报道，这两个群体在过去也经常发生冲突，尤其是在政治敏感或紧张时期。

例如，在2022年，厄国政府的支持者计划在距离阿姆斯特丹西北20公里外的贝弗韦克（Beverwijk）举行聚会，但由于担心会引起公共秩序的混乱，该聚会未能举行。

当时的反对者指责活动组织者是“厄立特里亚独裁政权的长臂”。

在欧洲其他地方，包括瑞典和德国，亲政府和反政府的厄立特里亚人也在经历着正面的冲突与对抗。

2023 年 9 月，在德国西南部城市斯图加特举行的厄立特里亚文化节周围发生骚乱，造成数十人受伤，其中包括至少 26 名警察。

这些冲突对荷兰当地居民造成了哪些影响？

荷兰本地居民受到这些冲突的影响不小，首先是安全感受损，因为这样的冲突可能随时发生，给本地人的日常生活带来不确定性和恐惧。

其次，公共秩序受到干扰，两辆巡逻车被烧毁、三辆防暴警车被破坏、数名警员受伤，街道遍地碎石、玻璃渣和垃圾，这破坏了公共秩序，会对居住在冲突附近的海牙居民在第二天的出行造成不便，同时让居民对日常活动感到担忧。

此外，财产与公共服务的损耗也是一个问题，报道中提到有车辆被点燃，窗户被砸碎，这意味着当地居民可能遭受了财产方面的无妄之灾。更重要的是本地紧急服务的最大承载量被分散，警察和紧急服务需要集中精力处理这些突发的冲突事件，不可避免地分散了公共部门对其他社区、家庭和个人紧急情况的响应。

这样的事件给目击者和那些被暴力行为直接影响到的人，带来了难以评估的心理创伤。

中国微博等国际社交媒体平台也出现了海牙的冲突视频，但缺少事件背景，冲突者与警方对峙的画面对海牙与荷兰的形象产生了负面的影响。

而且这类冲突通过没有国界的自媒体传播，还可能加剧本地社区内部的紧张关系，导致更广泛的社会分裂和不信任。

警察应该怎么做？

面对冲突，海牙警察因为过度暴力执法吃过亏。

大约三年前，两名来自海牙的警官用警犬暴力拘留了一名示威反对 Covid-19 防疫措施的男子而被起诉，这些警官由于过度使用武力正在一个个被法院调查审理，他们面临的刑罚最高为三年监禁。到目前为止，海牙法院已经审判了三名警察。

就在前几天，2 月 15 日，鹿特丹的检察官办公室宣布起诉八名警察，他们于 2023 年 6 月 9 日在鹿特丹逮捕了一名 32 岁男子，而这名男子在被捕后不久就去世了。荷兰从未有如此多的警察因可能不恰当地从事警察工作而同时被起诉。

新闻要点总结

• 两个厄立特里亚移民群体的冲突升级，导致荷兰海牙社区短暂混乱。
• 冲突源于政治分歧，反映了厄立特里亚人在海外的紧张关系。
• 事件导致公共安全受损，警方介入并使用催泪瓦斯来控制局势，市长不得不发布紧急命令。
• 不仅影响了荷兰当地居民的生活安全，也引起了国际关注。
• 同时暴露了移民社区内部的矛盾和荷兰警察面临的执法挑战。

标签：荷兰海牙,厄立特里亚移民,社区冲突,警车焚烧,市长紧急命令,政治分歧,公共安全,催泪瓦斯,国际关注,移民矛盾,警察挑战

荷兰以其完善的社会救济制度而闻名，旨在提供经济支持和帮助人们渡过困难时期。然而，对于那些领取社会救济的人来说，他们同样面临着一系列挑战和困境。

那么，在荷兰领取社会救济的人的情况如何？他们面临着哪些现实问题？本文一起探讨。

近日，根据荷兰社会文化规划局（SCP）的调查报告，应该使在荷兰领取社会救济的人更容易参与社会，例如通过志愿工作。该报告建议政府扩大参与法案的目标。

参与法案

2015年，当政府对社会领域进行制度改革时，参与法案被引入。各市政府必须接管中央政府在劳动力参与、青年保护（通过青年法）和为需要在社会中独立生活时提供支持的人提供庇护（通过社会支持法）方面的任务。

参与法案是荷兰为帮助领取社会救济的人融入劳动力市场而推出的政策。它的目标是帮助他们实现自给自足。然而，实际情况表明，这并没有如预期那样发挥作用。领取社会救济的人在寻找有偿工作方面面临困难，并受到一些限制。

参与法案在执行的现实过程中遇到了不少问题和挑战。领取社会救济的人发现，寻找有偿工作并不容易，他们面临着许多障碍，如缺乏培训机会、社交网络的缺失等。这使得他们难以真正参与到社会生活中。

因此，SCP建议提供更广泛的支持。通过帮助领取社会救济的人扩大他们的社交网络，可以减少孤独感。

此外，领取社会救济的人究竟需要何种支持？SCP还指出，这没有被很好地认知和了解。特别是那些长时间依赖社会救济的人往往不受市政府关注，因此人们不清楚他们的需求。而那些长期依赖社会救济的人群得到的支持最少。代表市政府担任客户经理的人员经常面临高工作压力，这可能会影响SCP提倡的广泛方法的实施。

这次制度改革带来了许多执行问题。政府目前正在修改参与法案，以更人性化的方式进行操作并简化执行。其中包括改善与社会支持法（Wmo）和青年法的协调。

早在2019年的一份对参与法案的评估中，SCP已经得出结论，对很多领取社会救济的人来说，获得有偿工作很困难。现在，研究指出，市政府和领取社会救济人员本人都认为过于关注有偿工作的问题“不太现实”。SCP今年早些时候也得出结论，过于侧重让人们参与工作的方法并不奏效。

建议与措施

为了解决领取社会救济者面临的问题，需要更广泛的支持和措施。除了寻找有偿工作外，还应提供其他形式的社会参与机会，如志愿工作、培训机会等。这将有助于增加他们的社交网络，减轻他们的孤独感。此外，还应提供更多的培训和支持，帮助他们提高技能，增加就业机会。

改进与挑战

政府一直在努力改进社会救济制度，但这也面临一些挑战。预算限制和人员压力等问题可能影响改进的进程。然而，改善社会救济制度对于确保领取社会救济的人能够真正融入社会生活至关重要。

领取社会救济的人在荷兰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和困境。为了改善他们的状况，需要采取更广泛的支持措施，包括提供培训机会、社交网络建设等。

同时，政府应继续努力改进社会救济制度，确保其更好地满足人们的需求。通过共同努力，为领取社会救济的人创造更加包容和有希望的社会环境。

新闻来源:NRC

“生活在一座城里，最好的感受是幸福，最美的风景是‘宜居’。”就像这句话说的，荷兰多次位居全球幸福指数前列，那么这里的城市是否足够宜居呢？和世界知名城市相比，这里的生活成本如何？

本期文章结合各大权威榜单数据，从宜居性和生活成本两个方面出发，将荷兰的主要城市如阿姆斯特丹、鹿特丹等与世界知名城市如上海、香港、纽约等进行多维度的对比，看看哪所城市最接近“乌托邦式”的理想之城。

怎样的城市才称得上是“全球最宜居”？每年，经济学人智库（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简称EIU）都会试图找出这个问题的答案。在经济学人智库发布的最新《全球宜居城市指数2022》中，整体来看，随着全球新冠疫情缓和以及防疫措施的松动，多数城市的文化、教育和医疗指数都有所提升，因此今年的平均宜居指数显著增长，从去年的69.1分升至73.6分。

阿姆斯特丹：
宜居排名荷兰之最，飙至全球Top9

该智库对全球172座城市进行了综合衡量，依据五大指标（稳定性、医疗保健、文化与环境、教育和基础设施）的30多个定性和定量因素为每个城市进行评级，旨在评估全球各地城市的生活条件优劣。《全球宜居城市指数》用途广泛，既可为跨国公司员工的海外派遣提供参考，同时量化了各个城市的个人生活可能面对的挑战。此外，该指数还可以用作城市之间的直接比较。

具体来看，今年跻身前十名的城市主要分布在西欧和加拿大。其中，引人注目的是以95.3分（满分100分）位列第9名的荷兰阿姆斯特丹。阿姆斯特丹在稳定性、医疗保健、文化与环境、教育和基础设施五个类别的指数分别为90分、100分、97.2分、91.7分、96.4分。最为突出的是医疗保健方面，拿了满分，最低分的是稳定性方面，得到90分。

事实上，去年阿姆斯特丹的排名仅为第30位，今年可谓是突飞猛进了。阿姆斯特丹素有“北方威尼斯”的美称，这里桥梁交错，河渠纵横。作为一个享誉世界的旅游城市，运河、风车、小桥、船屋、木鞋和郁金香是它的名片，这里奇异的建筑、珍贵的艺术品和浪漫的运河是不可错过的景致。

鹿特丹：
全球宜居排名最高的新城市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经济学人智库在排名中增加了 33 个新城市，总数达到 172 个。荷兰另一重要城市鹿特丹首次出现在全球宜居指数中，并在172个城市中排名第28位，成为排名最高的新城市。

自1340年建市以来，鹿特丹因港而兴，逐步发展成全球最成功的港口城市。到了20世纪，鹿特丹一跃成为欧洲最繁荣的港口城市，拥有全球最大的疏浚港和最高的办公楼，拥有“欧洲桅杆”的美誉。21世纪以来，鹿特丹孕育着创新、前卫、包容的独特城市文化，并在2001年入选欧洲文化之都，2014年被评为欧洲最佳城市。当前，“宜居”逐渐成为鹿特丹的崭新标签。另一方面，在新增的33个发展迅速的商业城市中，三分之一（11个）都是中国城市，分别为：南通、杭州、沈阳、武汉、福州、南京、西安、无锡、重庆、珠海、东莞。此外，中国大陆排名最高的城市是北京（71名）。

全球生活费最贵城市：
香港、上海、广州均比荷兰城市贵

今年6月，总部位于美国纽约的咨询公司ECA International发布了一年一度的全球最贵城市排行榜，根据食品、租金、公用事业、大众交通、币值强弱等因素，计算全球城市生活成本指数。这项排名主要针对跨国企业外派员工，可以帮助公司计算该付外派员工多少薪水。而对员工来说，这些榜单也能让TA了解某地的消费水平和花销，以提前做好理财规划。

ECA International分析了全球490多个地区的商品价格和服务成本，以及420多个地区的租金成本，对来自120个国家的207个城市进行了排名。排行显示，前十名最贵的城市分别为：中国香港、美国纽约、瑞士日内瓦、英国伦敦、日本东京、以色列特拉维夫、瑞士苏黎世、中国上海、中国广州、韩国首尔。在最新发布的城市排行中，东亚共有5个城市进入前十名，可谓是最贵的地区。中国香港、上海、广州三座城市位列前十。ECA亚洲总监Lee Quane表示，造成中国城市排名上升的主因不是通货膨胀，而是因为人民币相对其他货币持续走强。通膨率虽然大多比从前高，但仍比其他亚洲地区低。

从欧洲范围内来看，生活成本最高的城市是瑞士的日内瓦，其次则是伦敦。宜居指数排名前列的荷兰阿姆斯特丹并不是欧洲生活费最贵的十座城市之一，而是排名第14，海牙排名欧洲15名。其实，不止是ECA International，经济学人智库、Mercer咨询公司等机构都会制作最贵城市排行榜，测量方法大同小异。

全球生活成本报告：
伦敦、上海均比荷兰城市开销大

与此同时，根据经济学人智库(EIU)最新发表的《全球生活成本报告》（Worldwide Cost of Living 2021），平均而言，全球商品及服务价格升幅为五年来最高，以当地货币计达3.5%，高于疫情前的水平。该调查探索了173个城市的生活成本，对各大城市的200多种日常用品和服务(包含食品、饮料、服装、房租、交通、水电、教育、娱乐等门类)进行调查，并根据疫情、政治方面等全球事件进行衡量。

以色列特拉维夫首次成为“全球生活最贵”的城市；法国巴黎排名第二，与新加坡并列。而之前居榜首的香港，今年排名第五位。在榜单前20名中，英国伦敦排名第17，中国上海排名第19名，荷兰城市并不属于“全球生活最贵”的前20名行列。

移居生活成本调查：
阿姆斯特丹位列青岛之后

无独有偶，咨询公司美世 (Mercer)的年度报告《2022 年生活成本调查》的结果同样显示，居住在香港、苏黎世、日内瓦等城市的外籍人士的生活成本比全球任何其他地方都要高。

根据该排名，香港五年来第四次成为全球移居生活成本最高的城市，前十名中还有大家熟悉的纽约、东京、北京。此外，在其他中国城市中，上海和深圳排名第12和13名，广州排名第18。荷兰移居生活成本最高的城市为阿姆斯特丹，排名第25名，位列第22名的中国青岛之后。美世的年度生活成本排名是基于它们生活费用数据研究，也是同类调查中最受认可和最广泛的调查之一，覆盖全球400多个城市。这项调查每年进行两次，突出了货币波动、成本通胀和住宿价格不稳定等关键经济指标，旨在帮助世界各地的跨国公司和政府确定其外籍员工的薪酬策略。

整体来看，荷兰部分城市宜居指数排名领先世界，生活成本方面却不属于最贵的行列。诚然，对美好的探索没有终点，文明的进步也没有止境。

在东西方文化中，“桃花源”和“乌托邦”的说法皆代表了人类对有序社会和理想之城的想象和憧憬。宜居城市等诸多评选，也是人类对更好、更文明的生存方式的持续探索。

沿着砖路走过弯曲的联排别墅和清澈的运河，经过芬芳的苏里南餐馆和印着繁体字的亚洲超市，在太阳逐渐落山之前，漫步到鹿特丹的港口，你的眼前会出现一群奶牛，它们正在一座漂浮农场上吃草。

这个海上农场的外型，没有匹配上任何记忆里的畜牧业建筑，它更像是一个开放式的粮仓，上面有五组弯曲的半透明屋顶，让人们想联想起拍打岸边的海浪。越走越近，海风带来的不是海的味道，而是一些奶牛的粪便味，这个“建筑”乍一看与海岸线的风景有点不搭调。

远处还有起重机将货物装载到船上，驳船满载的都是石化产品，牛群在工业环境中看起来也有点不协调。不过这些场景发生在鹿特丹，好像也不那么奇怪，因为这个现代化的城市本身在古老的荷兰城市中就很与众不同。

鹿特丹的漂浮农场是应对海平面上升的创新举措，它也减少了乳制品行业相当大的碳足迹，其中的太阳能电池板和雨水收集屋顶为奶牛提供了饮用水。对于动物来说，它们也是不知情的回收者。动物的饮食包括来自公园和高尔夫球场的草屑，以及鹿特丹薯条行业的土豆皮。

奶牛吃掉来自城市的残留物，并将这些“废物”转变为新鲜健康的牛奶。在实践循环经济和可持续发展方面，荷兰农业延续了规模化种植的传统优势，弹丸小国喂饱世界的案例直接展示在城市的步行范围内。

漂浮农场延续了荷兰的两个悠久传统：征服海洋和奶牛养殖，它们之间不仅帮助塑造了荷兰，而且还帮助塑造了荷兰人民，荷兰人对乳制品的需求促成了荷兰人身高的飙升，让处于低洼之地的荷兰成为巨人之地——世界上人口身高最高的国家。荷兰男性的平均身高达183.8厘米，女性为170.4厘米。相比之下，美国的数据是177.1厘米和163.5厘米。

不过历史上根据对荷兰军事记录的回顾发现，1860年，荷兰军人身高约165厘米。在短短100多年内，荷兰男性的体型已经狂飙了20厘米，而同期美国人只长高了6厘米。

对比前面提到的美国，社会因素是很多人认为促使荷兰人身高快速上涨的原因之一，就算把荷兰与其他欧洲国家相比，荷兰都拥有相对更加领先的医疗保健系统。全社会努力对不平等现象进行积极修正，并促进社会福利体系的良性运转，荷兰人所作的一切看上去都是为了生产更高质量的婴儿，这些孩子从胚胎到生养的全阶段都不会遭受任何“降低”身高的事情。

到了19世纪，也就是工业革命开始之后，荷兰各阶层贫富差距降低，普通百姓的财富显著增加，这种全社会的均富状况一直延续至今，让几乎所有家庭都能负担得起孩子的营养需求。荷兰逐步完善的医疗体系也让政府能追踪儿童生长发育状况，并提供育儿建议；特别是农牧业的发展，让乳制品的市场供给异常丰富。有句话说：“荷兰人血管里流着的不是血，而是奶。”

根据《Why the Dutch Are Different: A Journey into the Hidden Heart of the Netherlands》一书的作者本·科茨（Ben Coates）的解读，荷兰人对乳制品的热爱是地理改造的结果。

荷兰是低地国家，现在的国土是以前海鸟梦寐以求的沼泽地，几个世纪以来荷兰人一直在与潮汐作斗争，用抽水的风车和引水渠将陆地与海洋区隔，并用堤坝将其阻挡在海湾，填海造陆。

当地流行的一句谚语谦虚地总结了这一成就：“上帝创造了世界，但荷兰人创造了荷兰。”

虽然从海洋中开垦的淤泥土地不适合种植蔬菜或谷物，但非常利于牧草生长适合放牧，饲养奶牛拥有了丰富的食物来源，因此荷兰的奶制品世界闻名，许多著名奶酪品种都是以出产的小镇命名。

走进任何一家荷兰超市，都能看到令人目不暇接的新鲜牛奶和奶酪产品。荷兰人的人均乳制品消耗量位居全球前列，乳制品为荷兰人提供了优质的钙和蛋白质，在助力长高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各地的奶酪市场，农民们用看上去陈旧的拖拉机将他们新鲜的商品推向市场，商人和农民沉浸于悠久的荷兰传统中，在奶酪的价格上激烈地讨论，然后通过握手达成价格协议。

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在奶酪售卖的广场上笑着踏进荷兰木鞋，感觉自己也长高了几公分。